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陈歆耕虽从当代文学批评前沿转型到文史领域，但反思与批评的精神一以贯之。我过去关注陈歆耕先生，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短小精悍的随笔散文，秉持公心，无所顾忌，尽情批评文坛弊端，而《文学报》在他主编期间，也热情鼓励标靶精准的批评，坚持“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给基本以学院批评为主导的当下文学批评界开出一条新路，吹来一股清风。现在关注陈歆耕先生，更因为他把过去灌注在当代文学的识见、才情和热情，转而灌注到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领域，继广受好评的《龚自珍传》之后，又推出以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为主打的文化随笔新集《何谈风雅》。

这些年他远离文坛喧嚣，甘于寂寞，以“衰年变法”的勇气毅力，大量购读清史、宋史和相关文学原典及研究著作，甚至不辞劳苦，南下北上，自费开展田野调查，终于登堂入室，先后写出一系列沉甸甸的关于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苏轼、章惇、谢叠山以及“宋四家”（苏、黄、米、蔡）的研究专论，其成就着实惊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史学研究既尚友古人，又自然而然地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处处可见他对中国文化之巨大历史连续性和循环性的敏锐把握。他的真诚批评和积极反省精神始终一以贯之。相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如今的历史研究让他找到了更大的精神空间，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学术自由。打通古今和文史的界限，本来就是自秦汉至五四的中国历代通才的治学传统，陈歆耕无疑用自己的方式赓续了这一传统。

杨扬老师讲唐代人喜欢金器、宋代人喜欢瓷器，让我想起鲁迅说的一个故事。鲁迅先生说，他知道北京有个财主，买了一个鼎，就请了一帮风雅之士来欣赏，因为鼎外层有很多图画。隔了几天，财主又请来这些人，大家大吃一惊，因为他把鼎外层的图画拆得干干净净，鼎变得金光灿灿，结果被文人雅士嗤之以鼻。我一开始也和这些文人雅士的想法一样，但通过陈歆耕新书的名字《何谈风雅》，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鼎在当初铸造的时候不就是为了盛汤的吗？那么它一定是金光灿灿的，不能是斑驳的。所以要看一切古代的东西，都应该跳出当代人眼界的局限，去想它们当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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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何谈风雅》，是陈歆耕先生的“六十自述”。我因为深爱文学的缘故，所以牢牢记得他曾经是《文学报》的社长和总编。陈先生喜欢徐渭晚年的诗，《何谈风雅》自序题为《半生落魄已成翁》，自嘲中透出谦逊，令人敬服。

陈先生行踪甚远、涉猎颇广，考证过苏州同里古镇退思园的主人行迹、海上云台山陶渊明公的遗迹，论述过老子“圣人观”形成的“触发点”、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偏见与硬伤，探讨过龚自珍儿子是不是卖国贼、乾隆年间极品美女阿扣到底对不对，膜拜着成都杜甫草堂的唐代诗人杜甫、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但他最用功处却在北宋那片“群星灿烂”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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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东坡先生被拘捕，险至杀身，遭此厄运、磨难，自身也有该吸取的教训。我看到的传记和文章，几乎都把东坡说成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恐怕也不太符合客观史实。余秋雨先生在《黄州突围》一文中，把“乌台诗案”的原因说成是因东坡“名太高”而遭遇一帮小人“嫉恨”，完全是脱离史实的臆断。“乌台诗案”的生发，不仅仅涉及变法与反变法政见的分歧，还有“私怨”在其中发酵。

构建此案的主角是李定，曾是王安石的弟子。其时，李定是被皇上倚重的执掌御史台的权势熏天的人物。他的存在，对东坡来说，是一颗时刻可能被引爆的“地雷”。大多史家习惯将李定说成是迫害苏东坡的“小人”。苏东坡的文名越是响亮，李定“小人”的恶名也就越昭彰。但细究起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很多人物， 也不是用“君子”或“小人”就可以简单划分的。“君子”与“小人”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小人”向前一步可能是“君子”，“君子” 退后一步可能成“小人”。某人在某件事或某时段有君子之风，而在另一件事或另一时段，则可能比“小人”还卑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