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中考】《儒林外史》考点汇编
中考考点整理
↓↓↓
作者简介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故事《儒林外史》。
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同伙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成功塑造生活在封建季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卫,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故事背景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之“外史”。换句话说,《儒林外史》不是野史,不体现官方意志,也不是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
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而科举制度已经过兴盛之期,显露出它的弊端。文士们醉心举业,道德沦丧。《儒林外史》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为制止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作者托明写清,目的是要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吃人的科举制度、礼教制度和腐败的政治体制,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典型人物分析
《儒林外史》中写得好的不是完人,而是卑微的小人物,或是丑人。
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梅玖);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如严贡生、汤知县、王惠太守);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杜慎卿、娄三、娄四令郎);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如王冕、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这是《儒林外史》中主要写的四类人。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事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哭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点评: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děng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点评: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点评: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
点评: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
点评: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点评:杜少卿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本文链接: https://www.yizhekk.com/12542269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