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者等讲述战时出身的胶东育儿所
战时诞生的胶东育儿所
文 / 张福之(时任胶东育儿所长处。原文写为“胶东托儿所”,查当时称“胶东育儿所”,编辑时以此都改成“胶东育儿所”。从看到的资料得知:张福之,山东省掖县朱由村人,女,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参军,7月即任胶东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后任北海地委妇女部长、胶东妇联秘书长等职。1942年7月到胶东育儿所任所长,1944年11月调离胶东育儿所。1945年和未婚夫同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定婚,9月回胶东结婚,即由地方再转入军队工作。1945年10月渡海挺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入关南下,1949年7月任湖南军区民运科副科长,定正团级,后任文工团政委、政治部秘书科长等职。1953年中央军委号召女同志转业,她转到湖南省委机关任分党委副书记等职。1956年3月任湖南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定行政13级。1956年12月其丈夫奉命轮换至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时,她被批准调辽宁省委分配工作。1957年2月被分配到辽宁省总工会任教育工会主席及总工会党组成员,但是到职刚一个月,因参加1957年3月18日总工会党组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而由副书记召集的党组会议上,出现了正副书记工作之间矛盾问题争议而被牵连,遭受了个人历史的重大折难。副书记持中央某领导单方面听取她汇报后提出回辽宁整顿一下指示的“尚方宝剑”,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展开不断地批判和斗争,尽管1958年1月8日党组书记绝望上吊自杀,但副书记对其他对立人们一直进行批斗到1958年11月,最后给大批干部和群众下了决定:张福之与党组成员9人被开除党籍,降四级,占党组成员的一半,留党查看降两级及严重警告的10余人,12月张福之被下放到沈阳变压器厂任行政科副科长。“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遭受磨难。直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张福之等五六十人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一九四二年,胶东根据地内,办起了第一个战时育儿所。它是在日寇频仍“扫荡”、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筹办起来的,一直办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
当时,不少妇女干部,因战争环境,生了小孩无法带养,有的把小孩送回老家(有不少是家在敌占区);有的就送到群众家里寄养。那时群众生活极端艰苦,缺医少药,孩子夭亡较多,这造成妇女干部思想上、精神上的负担和痛苦,给工作也带来一定影响。
鉴于这种情况,一九四二年秋,中共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妇联决定,艰苦奋斗、依赖群众,筹办一个战时育儿所,以抚养抗战妇女干部的幼儿。
当年七月,我受组织委托,着手胶东育儿所的筹办工作,接收了胶东医院育儿所的两个奶母、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他们以前只接收了本医院的两个小孩),就到牟平县田家村(现属乳山县)安了“家”,动作所部驻地。医疗关系也转到相隔不远的胶东军区后方医院。一个月后,就开始接收孩子入所了。
为了取得经验,我们先接收一两个孩子,由所里脱产奶母喂养。经过一个阶段,来所送孩子的就逐渐增多,我们就把孩子分送至各村已约好的不脱产奶母喂养。每一个不脱产奶母都要经身体检查,合格后,才能接孩子。孩子接去后,就称奶母为“妈妈”,既密切与奶母的关系,也便于战时掩护。
随着孩子增多,育儿所增加了医生兼副所长王月斋同志及巡视员、管帐、事务长等几个人,担负着总务、医务及巡视各项工作。
当时环境虽然艰苦,生活条件极差,但党和政府对育儿所的物资供给,还是格外照顾的。奶母每月发粗粮六十斤。孩子的供应,按年纪每月分别发给粮食十八斤、二十斤、二十二斤,还发给一定的烧草。孩子的衣服、被褥等多是由前方作战缴获的战利品改做的。
医务人员经常深入各村,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宣传卫生知识,预防疾病。在适当时候,或反“涤荡”过后,将孩子集中到所里,进行身体大检查,同时,对奶母进行卫生保育教育。
其他工作人员,都经常巡视各村,了解现有奶母带育孩子的情况,解决她们的具体题目;还要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开展抗日的宣传教育和调查、选聘新奶母的工作。
当时孩子们经常住的村庄,主要有老解放区的田家(育儿所的中心村)、史家、河西、马石店、哨里、小庵、垂柳、地口、东西凤凰崖、货色劳口、刘格庄、桃村一带。这些老解放区的广大群众,积极热情地支持我们的工作,战时对育儿所的发展和孩子们的成长付出了重大的贡献。
每当日寇要“扫荡”时,全所工作人员,都分散到孩子住区,分片包干,同不脱产的奶母带着孩子一同反“扫荡”,一同钻山沟、住山洞,同吃同住,亲如家人。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寇对胶东半岛举行了拉网大扫荡,实行最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育儿所在各村庄的二、三十个孩子,都被拉入“网”内,但都在群众巧妙、周密的掩护下脱险了。
所里的两个脱产奶母,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先锋作用。如在一九四二年冬的反“扫荡”中,奶母王克兰同志,带着孩子,同不脱产的奶母一起转移,她们迂回在敌人包围圈内,翻山越岭,含辛茹苦,最后隐蔽在一个岩穴里。她坚定地对同伴说:“宁肯自己牺牲,不能让孩子受损失!”她们终于脱了险。反“扫荡”结束后,她带的孩子又生了天花。她又废寝忘食地日夜守护,使孩子安然痊愈,脸上一个麻痕也没留下。
不脱产的奶母,也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她们说:“孩子的妈,不为革命,能把孩子撂给咱?”“孩子爹妈为革命,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好!”她们有的经常抱着孩子推磨、做饭舍不得让孩子哭一声;有的用芋头喂自己吃奶的孩子,而留下奶水喂养育儿所的婴儿;还有些不脱产的奶母给孩子做了毛袜、小棉鞋、小坎肩。一个村里放着好几个孩子,他们还挑起了带好孩子的革命竞赛。孩子有病,她们不顾天黑跑到所里求治。在反“扫荡”寒冷的夜晚,许多奶母都把娃儿紧紧抱在怀里熬过长夜。她们对孩子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的孩子出所时,奶母流着眼泪依依惜别;有的送走了孩子后就让自己新生的孩子叫那个孩子的名字,以此念念不忘。孩子们也都习惯于育儿所的生活,认为育儿所就是她们的家,奶母就是她们的妈妈。如第一个接收的女孩,长到四岁,被父母带走后,经常喊着要“回家”。问她:“你的家在那里?”她总是说:“我的家是育儿所”,并说:“我妈是兰妈(就指带她的奶母王克兰同志)。”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育儿所把不吃奶的孩子第一次集中到莱阳,那时有孩子六十多,最大的六岁,分成大班、小班,进行一般幼儿教育。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攻胶东,育儿所在所长刘志刚等同志带领下,又搬回田家村,并即分散到周围的村庄,一个人带几个孩子,插到以前的奶母和军属家里。我们的口号是:“人在,孩子在!”待我军民粉碎敌人疯狂一时的进攻后,又集中到田家村,孩子无一损失。但在领回孩子时,许多群众又眼泪汪汪地送别孩子。有的奶母还从很远的家乡跑到所里看望孩子。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发展。济南解放后,育儿所又集中到莱阳滕家庄。这时已有孩子三百多人,工作人员七、八十人了。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这个战时育儿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移交地方。
抗战时期的胶东育儿园
整理 / 谭波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妇女解放事业不断发展,妇女干部队伍不断壮大。由于战争环境,不少妇女干部结婚后生了孩子,无法带养,有的送回老家(那时的老家,多在敌占区或敌我游击区);有的送给老百姓带养。那时群众生活很艰苦,缺衣少药,孩子死亡较多,这给妇女干部思想上、精神上造成极大的负担和痛苦。为了解除妇女干部的后顾之忧,使革命后代健康成长,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共同研究决定筹办一处战时胶东育儿所,由胶东妇联抽出一名干部具体负责育儿所的筹办工作。
一九四一年冬,胶东妇联派苏政同志到荣成县的一个村子里搞育儿所的筹备工作。她任政治教导员,还有奶母王克兰、李秀珍同志,事务长于国义同志。不久育儿所又搬到沟曹家村。一九四二年四、五月份又搬到了牟海县(现乳山县)东凤凰崖村,这时育儿所已有两个孩子。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带养孩子的基本知识。苏政同志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及带养孩子的重要意义,使大家明确:爱孩子就是爱事业,在后方带好孩子和在前方冲锋打仗同样重要和光荣。同志们都为将来抚育、培养更多的孩子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二年七月,苏政同志改做司法工作,离开了育儿所。组织上又派张福芝同志任所长(编者注:多数史料和其丈夫均写为“张福之”)。同年九月,育儿所又搬到了牟海县田家村。在周围村庄物色不脱产的奶母,这是一项特殊的妇女工作。因此育儿所的工作与周围村妇救会的工作联系非常密切。那个村有即将给孩子断奶的妇女,或是有不幸死了吃奶孩子的妇女,妇救会都及时通知育儿所,以便做好工作,经体检合格后,再为育儿所奶育孩子。孩子称奶母是“妈妈”,随奶母分散在各村居住。这样既密切了孩子与奶母的关系,又便于战时掩护。
随着孩子的增多,育儿所的干部也陆续增加了,到一九四四年育儿所分为三个组进行管理,即:总务组、医务组、巡视组。
总务组负责生活供给。当时环境虽然艰苦,生活条件极差,但党和政府对育儿所还是格外照顾的,在粮食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每月都按时给孩子和奶母拨发粮食。奶母每月发粗粮六十斤(奶母的口粮及喂养孩子的报酬),孩子的供应按年龄大小分别发给细粮十八斤、二十斤、二十二斤。还给孩子发烧草,孩子的菜金包括在粮草里。孩子的衣服每年发两季,春季发单衣、冬季发棉衣(把布和棉花发给奶母做)。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都及时派人送去,总务组再分发给孩子们。
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孩子们的居住村,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同时向奶母宜传卫生知识,以预防各种疾病。
巡视组除了负责巡视周围村现有奶母带养孩子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外,还要向群众宣传教育,做好调查,聘请新奶母的工作。那时孩子经常住的村庄有五十多个,尽管居住分散,但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育儿所还是规定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检查。每次出发,都要走出百里以外,而且是崎岖的山路。每次检查都要检查到每一村庄,每一个孩子。
在饮食方面育儿所规定:要卫生、有营养、易消化、定时定量。除了不满周岁的孩子全部吃奶外,其他的孩子可以吃大米、小米、馒头、饺子及鱼、肉、蔬菜、豆腐、水果等。要求每个奶母做到:春秋季节每隔三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夏季一天洗一次,冬天七至十天洗一次。孩子的衣服平常三天洗一次,绝对不允许孩子喝生水。
抗战的胜利发展,日寇更加频繁的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为了保护孩子,每当敌人要扫荡时,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就分散到孩子的住区,分片包干,同不脱产的奶母一起带着孩子反“扫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寇对马石山一带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拉网大扫荡”,育儿所分散在各个村庄的二、三十个孩子都被拉入“网内”。在这关键时刻,奶母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为着保护好孩子,他们的共同口号是:“人在孩子在”,“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反“扫荡”中,奶母宫元花同保育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跟敌人周旋,一整天两人没吃一口东西。夜晚,她俩饿着肚子,顶着刺骨的寒风,隐蔽在低矮的松树底下。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裤里(那时穿的是大裆裤子),让孩子的脸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脚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用两人的身体温暖着孩子,从黑夜熬到天明,又从白天坚持到黑夜,直到鬼子走了,他们才和孩子一起回到了田家村。在反“扫荡”中,有的奶母宁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要保住育儿所的孩子。如奶母姜明真和婆婆抱着被奶养的孩子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跑到山上,姜明真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把福星藏在里面,当她又要往山洞里放自己孩子的时候,又立刻想到:自己的奶水只能喂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放在一起,喂一个,另一个看见了就要哭闹,为了避免孩子哭闹暴露目标,他让婆婆照看着福星,自己把仅十个月的孩子送到另一个山洞,她刚返回婆婆和福星藏身的山洞时,敌机就开始轰炸了,她紧紧地把福星抱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中,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忍不住硬要过去看看,她忍痛对婆婆说:“妈,您千万别过去,您出去要是被搜山的鬼子发现了,暴露了目标,不仅您自己会遭到不幸,福星的性命也难保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吸着甘甜的乳汁,而她自己的孩子却哭哑了嗓子。鬼子走后,她扒开洞口,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爬来爬去地找妈妈,而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鼻涕和泥土,小肚哭得胀鼓鼓的。回家不几天就死了。姜明真强忍着悲痛暗暗告诫自己:“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为了福星,我决不能倒下去。”从此以后,她把满腔慈母心血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福星养到三岁时让其父母领走了。尽管日寇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过频繁的扫荡,由于所里工作人员、奶母和人民群众的严密保护,育儿所的孩子无一损失。
敌人的经济封锁,给育儿所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及脱产的奶母们为了保护好孩子,是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战胜恶劣环境。特别是不脱产的奶母,她们经常是抱着孩子推磨压碾,烧火做饭。有的婆婆主动承担家务,腾出儿媳专门带孩子;有的用芋头喂自己吃奶的孩子,留下奶水喂育儿所的孩子;有的冬天给孩子做了毛袜子、小棉鞋、棉背心;有的村里放着好几个孩子,奶母就挑起了带好孩子的革命竞赛,孩子有病,她们摸黑跑到所里求医;还有的孩子被接走后,奶母想得厉害,就把自己后来生的孩子叫接走孩子的名字。东凤凰村沙春梅抱了育儿所三个月的春莲奶养,婆婆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让儿媳专心带孩子。沙春梅白天晚上跟孩子睡在一起,从不叫孩子哭一声。冬天,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睡,夏夜,她给孩子扇风驱蚊,有时彻夜不眠。东凤凰崔村有个奶母叫初连英,一九四二年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当时小的正是哺乳期,她听到有些抗日的女同志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抚养的消息时,她主动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从育儿所抱回一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有人问她:“你的孩子那么小,断奶能行吗?”她说:“爱国的父母为革命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们为了支援革命,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跟爱国争奶吃,每当做饭时,她都给自己的孩子煮些芋头,在爱国吃奶之前先用芋头喂饱自己的孩子,留下的奶水喂爱国。爱国稍有点头痛脑热,她就赶紧抱着步行八里之外的田家村求医。在她的精心抚养下,爱国长得又白又胖。
孩子们都习惯了跟奶母生活,认为奶母就是他们的亲妈妈,她们的父母来接时,孩子都哭着说:“我要回家,找妈妈。”问他们:“你家在哪里?谁是你妈?”他们总是说:我家在某某村(奶母所在的村),我妈是某某(指奶母)。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张福芝同志调离育儿所。从这时起到一九五二年七月,育儿所的领导工作先后由姚子丹(指导员,后任所长)、刘志刚(所长)、王月斋(副所长兼医务股长)、张端静(副指导员)、邹志玉(指导员)、宋武(所长)等同志负责。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为了孩子,都忘我地工作着,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每个人只想多干工作。
育儿所的各种医用药品非常奇缺,再加上农村传染病很多,事前无法预防,事后又没有足够的对症药品。孩子生了病,她们只有从农村找一些偏方和土方来治疗。孩子生麻疹工作人员就到老百姓家中搞一些香菜和着黄酒给孩子擦身上,用香菜烧水或用犀牛角磨水给孩子喝,以帮助退热,早出疹子。尽管她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孩子,也难免死亡现象。一九四五年春、秋死于肺炎的六个,四六年春死于恶性痢疾加败血症的一个。孩子的死亡,给育儿所工作人员和孩子的父母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造成很大的痛苦。后来东北解放了,胶东行署和妇联决定,派人到东北解放区募捐买药,以加强孩子的医疗保健工作。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所长刘志刚带着题为“在敌后成长壮大的胶东育儿所”的总结和收款单据到东北去宣传募捐。一九四七年三,四月,刘志刚从东北买回药品,从此大大改善了育儿所的医药条件。
一九四六年二月,遵照胶东行署的指示,育儿所第一次把六十多个不吃奶的孩子集中到莱阳,过集体生活。还有一百六十多个喂奶的和小一点的孩子仍然分散在农村抚养,一九四六年秋,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胶东的重点进攻,胶东行署机关从莱阳转移到马石山一带,育儿所在莱阳的工作人员及孩子又全部搬回田家村,随即又疏散到周围村庄,每个工作人员带几个孩子,插到以前的奶母和可靠的人家里。待我军民粉碎敌人的进攻后,育儿所的孩子又集中到田家村。孩子无一损失。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胶东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领导代替胶东行署向有功人员颁发了功劳证书和荣誉奖章,全所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人员受了奖。
一九四八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育儿所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胶东行署批准,育儿所从山区搬到离乳山县城较近、交通方便、房设宽畅的平原地带——滕甲庄村。这时育儿所已有三百多名孩子,工作人员达七、八十人。为了提高保教质量,育儿所根据年龄把孩子分成了两部分。一是小学部,对七周岁以上的孩子进行普通小学教育。二是幼稚园,专门负责抚养管理六周岁以下的孩子。幼稚园共分三个室,即哺乳室(周岁以内的)、小婴室(二周岁以下的)、大婴室(二至六周岁的)。育儿所的行政管理由正副所长、保卫干事、文书等人负责,下设三个股,即:保教股、总务股、医务股。各股的具体工作由正副股长负责。保教股的工作人员有保育员、教养员、教师。总务股的工作人员有会计、保管员、事务长、炊事员、缝衣工人、做鞋工人、洗衣工人、车夫等。医务股的工作人员有医生、护士。设有:办公室、教室、寝室、伙房(工作人员和孩子各一处)、缝衣铺、鞋铺、仓库等。大型玩具有:摇鸡、摇马、秋千、滑梯、转盘、压板等。课程设置主要是:音乐舞蹈、游戏、故事课及常识课。在生活上,工作人员和孩子全是供给制,国家每月拨给每个孩子二十元钱,统一使用。在饮食上,医生根据孩子年龄及所需营养,有计划地进行调剂,除了主食之外,还可以吃到点心、蔬菜、肉、蛋、牛奶及各种海产品。每逢春节、“五一”、儿童节、都要给每个孩子发一套新服装,孩子们的宿舍、饭堂、被褥、床铺经常保持清洁,并按规定给孩子洗澡、洗脚,换洗衣服,剪指甲。每晚保育员轮班照看孩子睡觉,孩子们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茁壮成长,育儿所的工作,得到了家长的信任和社会的好评。
一九五二年七月,根据上级指示,胶东育儿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除少数工作人员调离外,其余全部同孩子一起移交给乳山县,改名为乳山县育儿所,受乳山县人民政府领导。一九五五年八月,乳山县育儿所撤销。原胶东育儿所还有九名孩子找不到父母,乳山县育儿所曾两次登报为孩子们查找父母和亲属。对找不到父母和亲属的孩子,由乳山县机关工作人员领养,至此,完全结束了胶东育儿所的工作。可是,人们怎能忘记,尤其是胶东育儿所的孩子们,如今怎能忘记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是我们伟大的党,处处关怀着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是胶东妇女用甘甜的奶汁把革命后代哺育抚养。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地称道一—胶东育儿所是伟大的母亲,革命的摇篮。
链接:
一、胶东育儿所迁入(老)烟台市后变迁史料
另有史料记载:1950年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迁到(老)烟台市,改为烟台市人民政府机关育儿所。1954年春改为烟台市人民政府机关保育园。1956年8月改为烟台市市直机关幼儿园,分两处设园,一处在坤山路,一处在市府街。1958年春两园独立设园,坤山路的改为烟台市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市府街的改为烟台市市直机关第二幼儿园。1964年两园合并为烟台市市直机关幼儿园。1983年11月1日烟台地区改为烟台市后更名为烟台市芝罘区区直机关幼儿园。2000年由于大马路片区改造,位于观海街(原名坤山路)25号的烟台市芝罘区区直机关幼儿园搬迁到南郊世回尧街道世秀新区世平路161号。
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放《人民英雄 胶东育儿所:炮火中的保育摇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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