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反复，“希望杯”杭州赛区二试像一场春雨，在细细绵绵中落下帷幕。

然而，很多刚参加完竞赛的孩子和家长们却丝毫不会放下紧张与疲惫。因为他们还将为即将开始的民办初中面试进行准备，赶制简历，整理成绩单和各种获奖证书。你认为即便通过面试，或电脑派位加入自己心仪的“名校”，这些孩子和家长就会稍稍喘口气，休息、休息一下吗？no，他们还会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那些并不存在于任何正式通知中的入学分班考试……

“小升初焦虑症”的表象与病根

仔细想想，为了让孩子“小升初”顺利进入一个好学校，杭州的家长们也是蛮拼的。买学区房，上培训班，参加各种杯赛，砸下无数金钱与时间，即便自己的孩子不是特别优异的“牛娃”，也希望“跳一跳”、“挤一挤”能被名校相中。但是，在对优质教育资源争我夺的激烈竞争中，恰恰是这种“一步也不能落下”的紧张感，让很多家长患上了“小升初焦虑症”：整天提心吊胆、心烦易怒，深怕自己的孩子会因为错过了进名校的机会，而走上“人生败犬”之路。

“小升初焦虑症”是病，要打针、要吃药。教育主管部门开出的药方也非常简单直接，既然现在奥数杯赛这么火，那就“严禁将奥数等学科竞赛情况与招生挂钩”，彻底断了奥数与民办小升初之间的长处链条，岂不妙哉？但迄今为止，家长们仍在或明或暗地往民办初中招生老师手里塞的简历中，哪会没有几张奥数杯赛获奖证书的复印件？那“11项”严禁真的能给“杯赛培训热”降温吗？难。

那么“小升初焦虑症”的病根究竟在哪？鄙人认为，无外乎两点：一是初中阶段优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二是部分民办初中肆无忌惮的“掐尖”招生。

客观而言，杭州市区初中阶段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相较于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在“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的原则指引下，在最近七八年间，公办初中与民办初中毕业生在中考中表现的差距甚至有继续拉大趋向。而部分民办初中利用过去“国有民办”的师资和长期积累的声望，能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挑选一茬茬小学毕业生中最拔尖的那部分学生，而把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太有天赋、或者比较难教的孩子踢给公办学校。

这些被“掐尖”选出的学生，经过寄宿制、准军事化的严格培养，不断在中考、以及未来的高考中延续着这些名校优质教育的“神话”。有些人可能对“掐尖”招生的判断会提出异议，“不是还有60%的学生是靠电脑派位来的吗？”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以前电脑派位的比例还有70%，只不过那时候民办初中树立了各种“前置条件”，只有少数学生才能获得参加电脑派位的资格。即使现在，很多民办初中在招生时仍会向家长们灌输一种观念：“民办初中教育更适合拔尖和有特长的孩子，能力普通的孩子更适合公办教育”。相信如果孔圣人看到这些学校空有“因材施教”之术，却无“有教无类”之德，一定会很不开心。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如此稀缺，民办初中又倾向于以“掐尖”的方式挑选学生，很多家长们就只能想方设法地不断加码，让自己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那被优质民办初中挑出来的“尖子”。那么这个“尖子”终归有多“尖”？如果用金字塔来比喻的话，他们近乎是塔顶的那1/10。在杭州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已经达到60%的背景下，如此残酷的筛选比例很难不让家长们患上“小升初焦虑症”。

（4月9日“希望杯”杭州赛区二试现场）

社会培训机构如何成为“小升初焦虑症”的医托

对很多家长而言，他们解决“小升初焦虑症”的办法是找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增大自己孩子被民办初中名校选中的可能性。殊不知，他们以为自己找到的是“医生”，实际找到的更有可能是“医托”。而这些“医托”为家长们推荐的“灵丹妙药”无外乎是“参加专项培训，获得各类竞赛证书，增加面试入选筹码”。但只要看看各类奥数杯赛“令人感动”的获奖比例，就能瞬间明白这服“灵丹妙药”是多不靠谱。以“希望杯”为例，只有1/4左右参加一试的学生能进入二试，只有1/4左右参加二试的学生能获得一、二、三等奖。那1/16的获奖概率比那1/10的掐尖概率还小下去不少。

在更大程度上，参加奥数杯赛的这条小升初之路，与其说是在挑选孩子，还不如说在挑选家长。只有那些有巨大毅力在繁重的工作之外抽出时间接送孩子参加培训班，有殷实财力在生活重压下挤出金钱支付各种不菲费用，有高超智力在琳琅满目的培训课程中挑选出最适合项目的家长，才能让孩子有更大可能在奥数杯赛中胜出。可以说，在孩子成为“牛娃”之前，家长早已是“牛妈”、“牛爹”了。

有选拔就会有竞争。只不过，现在很多社会培训机构利用了家长们的“小升初焦虑症”，诱惑、甚至给家长“洗脑”，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不断投入时间和金钱，牺牲孩子本就不多的童年时光，去追求那并不确定的进名校希望。结果这场竞争逐渐演变成“囚徒博弈”，家长和孩子们不断加码比拼，希望胜过别人一筹，却弄得精疲力竭。只有社会培训机构赚取了大把金钱，坐拥各种名声，成为真正的赢家。

（4月9日“希望杯”杭州赛区二试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

破解“小升初焦虑症”应先向“医托”宣战

要根治“小升初焦虑症”，归根到底，还是要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缩小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优质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尽管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获得通过，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必须为非营利性质，可只要“掐尖”招生的动机和手段依然存在，各种直接间接以文化课考试或变相考试的方式考核录取学生就不会消失。即便下决心完全掐断奥数杯赛这条小升初之路，各种其他的考试竞赛仍会层出不穷。君不见，在武汉一场由当地家长发起的民间“小升初”联考就办得风风火火，3500多名小学毕业年级学生参加了“语数外”三科大联考。

然而就算短时期内难以完全破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也不妨碍先向“小升初焦虑症”的医托们宣战。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培训机构利用网站、APP、线下广告和商业营销手段，扇动起一个巨大的漩涡，挟裹着学校和家长筋疲力尽地在其中挣扎。社会得病，教育吃药，社会培训机构却在跳着“药、药、切克闹”。

我们必须有勇气、有良知，学习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那位“侠女护士”，向那些无良的社会培训机构“医托”们大吼一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们还只想着从他们身上诈钱”。目前教育培训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资本集中的产业链，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政府部门管辖职责不明，监管存在“真空地带”。这更需要党委政府能听取群众呼声，完善对社会培训机构管理的顶层设计，主动介入监管，决不让社会培训成为教育的藏污纳垢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