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在江泽民同志的亲自决策和部署下，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研判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大趋势，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需求，制定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实力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进一步深化，是把这个转移推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1992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从形势与抉择、战略与方针、发展重点、体制改革、国际合作、政策与措施6个方面，对面向新世纪的科技发展作出规划。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部署了到20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同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新华夏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是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1994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来认识教育问题，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大事，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同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要求，“把抓科技进步作为重大任务，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党政第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要始终坚持把科技进步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多渠道增加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相关政策中，真正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确定了我国中长期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总体思路，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与发展战略。

为加强对科教工作的领导，国务院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从1998年起，国家逐年加大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投入，用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党中央、国务院还先后就实施“973计划”、“学问创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推进素质教育、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完善科技教育法制建设等作出部署，有力推动了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需要，不以牺牲后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并签署了宣言。随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转发《关于列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明确提出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我国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后，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中得到了切实贯彻。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从“国土资源保护和开发”“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要求“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进一步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3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取得重要进展。一方面，资源保护、开发和节约得到高度重视。1993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政府实行严格的资源管理制度，制止乱占耕地，实行节约用水和水价改革，治理整顿矿业开采。在1997年年新修订的刑法中，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为强化环境监督执法、制伏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从1997年起，环境保护被纳入中央工作会议议题。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生态建设、环境污染治理和灾害防御工作。国家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在我国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差异较大，自古以来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 “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更明确地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95年12月中下旬，江泽民同志在陕西、甘肃考察期间，就开始思考和酝酿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问题，提出要通过国家的大力扶助，通过其他地区特别是比较发达地区的多方支援，努力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1997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要求齐心协力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再造一个山水秀美的西北地区。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强调“现在离下个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有五十年了，逐步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时候了”。世纪之交，随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家支持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1999年6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次会议后，江泽民同志到陕西等地考察，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实现了这个宏图大略，其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社会的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必须提高和统一认识。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要求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该小组在有关部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设想。同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西部开辟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面启动。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具体规定了“十五”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方针、主要任务等。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国务院制定出台有关财税、金融、外资外贸、吸引人才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规模，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新场合下，我国对外开放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也大胆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1996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江泽民同志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提出来，强调“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998年2月，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

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强调“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同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他进一步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去’，让我们的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去发挥身手。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不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的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促进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论断，制定和施行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大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谋划和部署。前进道路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迷信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