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眼视力大于等于4.9为正常视力，得5分，4.6到4.8之间为中度近视，得4分，小于等于4.5为重度近视，得3分……山西长治明白从2022年开始，将裸眼视力和体重考核纳入中考，虽然分值不高，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只差两分，但还是引发了广泛争议。

通过将近视、体重纳入中考，倒逼学生和家长重视身体素质，其初衷和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方式却值得商榷。

一则，视力受多重因素影响，既有先天遗传因素，又与意外伤害、科学用眼情况等密切相关，将视力、体重纳入中考分值，有违公正。虽然政策也考虑了先天性近视、意外事故导致视力受损等情况，但仍不够细化，实际上很难覆盖更复杂的原因。

二则，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而且进一步低龄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学业压力过大、户外运动过少、电子产品使用过多等。

比如，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中小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线上教育教学，观看电子屏幕的时间明显增加，近视率随之大幅上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年底相比，这半年的近视率增加了11.7%，其中小学生的近视率添加了15.2%，初中学生增加了8.2个百分点，而高中学生增加了3.8个百分点。所以，从根源上来说，防控近视要也就从减轻学业压力、增加户外运动，改善用眼环境入手，而这更多是政府、学校的责任。

2018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方案明确了地方政府以及学校的责任，将近视防控成效作为对地方政府以及学校的刚性约束，倒逼政府和学校摒弃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错误政绩观，落实近视防控责任。

在学业压力、升学压力依然，户外运动时间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将视力纳入中考，显然将进一步加大学生和家长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学生背负升学压力，必须刻苦学习，承担眼光下降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要为自身近视下降，中考被扣分负责，由此可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改革是将近视防控的责任和压力转移给了学生和家长。

在把裸眼视力考核纳入中考的同时，长治市也推出了各种保护视力的措施，包括规范眼保健操、保障体育和健康课程以及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等措施，改善校园用眼环境，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等。这些举措是防控近视的正途，但这恰恰又是实现近视防控目标的难点所在。尤其是减负，且不说能否真正落实，就算落实了也可能陷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因此，负担过重背后的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近视防控涉及多个主体，需要教育、卫生、体育、财政等部门的共同参与。学生承担爱护自身视力的重要责任，有必要引导学生和家长重视近视防控，培养科学用眼习惯。但近视防控的整体效果以及先生的用眼行为，主要还是受各类政策影响，假如近视整体防控效果不好，该问责应是政府和学校，学生已经承担了视力下降的后果，再将视力与升学挂钩，让学生为视力下降埋单，显然不可取。

当然，长治这项政策出台的程序也值得追问一句：事关中考和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是否征求过家长、专家等群体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