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孙说：“我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40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满身上下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边说还会边拿出箭头给儿孙们看，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要学会进取、吃苦。后来，他的儿辈们都成为颇有作为的大臣。

　　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小人。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国藩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产业上，请求自家减少田亩，不要多积财货，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