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农村孩子为何越来越不想读书？

一个农村孩子现在要改变命运的话，已经不是读大学就可以了，而是得读很好的大学才行，靠读二本、三本书院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受访嘉宾︱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传授、

采访︱共识网凌绝岭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共识网”（id：igongshi），文章原载《同舟共进》第6期，不代表眺望智库观点

留守儿童问题严重

凌绝岭：近些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规模日趋扩大，不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打工子弟，农夫孩子的教育愈来愈成问题，您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也夫：首先，我个人觉得，留守儿童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鲜有的事。过去我们读马克思，都说工人的工资仅够糊口以及造就再生产的下一代工人——养亲自的孩子算是工人的再生产。那个时代再生产的工人在哪儿养？在城市养。工人就是城市人，工人的孩子也要在城市养大。

再来看现在的农民工，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称呼本身就显示了这个群体的尴尬。从他们从事的工作来说，他们毫无疑问是工人，应该生活在城镇，但从户籍等现实层面来说，他们的身份却是农民，归属在农村。企业家给他们开出的人为够他们活着，但够不够他们培养下一代工人呢？农民工拿到的工资能不能在城市里把孩子养大呢？不能。农村孩子来到城市，就要有住房，农民工挣的微薄薪水是不足以在城市里买到房子安居乐业的。

而城市人有种种福利待遇，特别是城市的上一代通过福利房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下一代，因为房子折损得慢，所以城市的下一代总是可以从父母这儿捞得些好处。除此之外，城市还有其它若干福利。虽说一些城市人同样苦恼住房问题，但解决住房问题肯定要比农民工简单得多。当然，即便不是农民工，而是来自农村的、在城市毕业的大学生，买房住房压力也很大，但因为他们的薪水相对比较高，终究还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据我了解，农民工中很多人只能住在工棚里或几个人住一个屋子里，让妻儿都在城市居住的可能性过小。这就导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孩子还要跟着爷爷奶奶过，爷爷奶奶帮助再生产下一代的农民工。

我们总说教育，其实教育应该是两个含义，除了学校教育，孩子成长过程中，第一个施教者应该是父母，在农民工的家庭里，这个教育资源现在可以说完全缺位，由祖辈来扮演。但祖辈不是最适合的施教者，因为他们(年轻时的经历)跟孙辈生活的当代相隔甚远。社会不断变迁，爷爷奶奶对今天社会的了解不够，即便他们与时俱进，也无法取代孩子的父母

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夫妻分隔两地生活，有的在城市念了大学，进而在城市里工作，获得了城市户口，但配偶还是农村户口，到不了城市；还有的因为大学分配工作，夫妻两人因被调配在不同地方导致两地分居。那时媒体也批评这种情况不人道，敦促相关部门尽快解决，后来这些困境就逐渐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比那时严重太多了，所影响的人口比例很大。

孩子本该有教无类

凌绝岭：您刚才主要从城市房价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话题，实际上也有一些父母是带着孩子一块在城市打工的；一些城市也设了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黉舍教学质量不是很好。而且近些年来有一些大城市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对这类学校进行了多方面限制，甚至撤掉了不少打工子弟学校。

郑也夫：已经持续多少年了，十几年前政府就说要设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实际上这类学校有不少是民办的，是农村人为了解决自己子女上学问题在城里办的。这个问题舆论一度热议，政府也给予过器重。按理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市适龄中小学在校生逐年递减，学校就会腾出空学位。后来我看报刊上说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在城市读书了，我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不知道现实中他们是不是能顺利入学。

孔子时代就讲有教无类。即使孩子的父母只是在城市居住，没有工作，没有创造税收，只要孩子是我国公民，他在任何居住地念书理应没有障碍。现在，农民工的户口尽管不是城市的，但他们多少年来在城市创造价值，创造税收，但他们的孩子却不能在城市读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荒诞的。

其它国家的孩子在父母居住的城市里读书，是不会被查户口的，也不会问父母是不是在这儿工作。但中国却要把儿童送回户籍所在地去读书，在城里就要读打工子弟学校这种另类的学校，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差异。

名校配额制事与愿违

凌绝岭：正因为基础的中小学教育得不到保障，导致现在农村孩子上好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名校在招生的空儿是否可以考虑向农村生源做一些倾斜呢？

郑也夫：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说的措施叫配额制，也就是说，名校下去招生的时候，城市和农村所占的额度都提前定好。中国古代科举制，江浙一带人在科举上更擅长，但朝廷用人也不能都用南方人，北方人虽然不擅长考科举，但他们身上有一些优点也是南方人不具备的，于是皇帝就搞起了配额制。一样，在西方社会也有过关于配额制的做法，比如一个地方对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的额度照顾。但配额制也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在优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当下，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因为不管在哪个社会，制定一个规则，人们并不会一开始就老老实实地遵守，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博弈。

现在农村户口的孩子主要在哪儿读中学呢？名校下去招生的时候都是面对一个个学校，这些招生的老师再往下走也不过走到县级中学，县级中学里的学生既有城镇户口的孩子，又有农村户口的孩子。当然，农村户口里读书比较好的孩子大概都进了县级中学，但除此之外，城镇户口的孩子占比也不小。

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能坐视农村籍学生越来越少，于是就往县级中学盯一盯，在这一块做一些倾斜。但现实中一旦向这儿倾斜的时候，博弈马上就开始了，城市家长会发现，县城办得不错的学校格外受名校青睐，就会把孩子从中型甚至大型城市转移到县级中学上学，想走这个路径进入名校。学校方面也会为了让多些学生考名校来提高声誉，加上这些家长有运作能力，他们的孩子学习又挺好，自然欢迎他们来就读。这么一来，名校是从县级中学多招了一些学生，但招来的就未必是农村户口的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搞配额制可能预想得很好，但博弈之后就会事与愿违。我的一个老朋友薛涌，在美国大学里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和我的学生田方萌有过一个争论，薛涌主张配额制向农村倾斜，田方萌则激烈反对，我觉得双方各有道理，薛涌看到了名校里边农村生源少的现状，但他没看到另一点就是国人很“聪明”，一些原本好的设计，博弈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凌绝岭：那您觉得除了配额制，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郑也夫：我想还是得从根本上打碎城乡二元结构，还有我前面说的家长在城市打工，孩子就顺其自然地在城市上学，这是毫无疑问的情。

凌绝岭：实现教育的公平。

郑也夫：对。

谁催生“知识无用论”

凌绝岭：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将“读书改变命运”当作一种共识，但近些年来，随着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工资起薪低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可能比没读多少书的同龄人还“混”得差，一种全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您怎么看这种演变，其深层原因及其负面效应有哪些？

郑也夫：现在读大学找工作不好找，找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更难，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所致。过去，考生想考进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生多，录取率低，肯定满足不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实际上，从就业看，哪些岗位需要高校毕业生是个定数，不是招生多了，需要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就会相应增加，比较好的工作岗位本来就是比较少的。搞扩招，刚搞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录取率高了，考上的可能性也大了，但实际上是把难题往后推了，等到考生毕业就不好办了。

这类的“障眼法”不仅我国有，西方也有。经过信息的反馈，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明白，很多孩子本来就不是特别拔尖的，考不到名牌大学，考个二本、三本学校实际用处不大，还不如去学点技能，进职业学校。但家长对于这个现实明白得有点晚。

所以不得不承认，一个农村孩子现在要改变命运的话，已经不是读大学就可以了，而是得读很好的大学才行，靠读二本、三本学校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凌绝岭：这会不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农村家长出现一种集体反知识的现象，这是否会对以后产生负面效应？

郑也夫：媒体推出“知识无用论”，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缘由。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就追问一句，你说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学到的知识多呢，还是一个二本学校的学生学到的知识多？如果你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学的知识更多的话，那是“知识无用论”吗？为什么二本、三本的没找到工作，北大、清华的都找到工作了，你能说是“知识无用”吗？这不是对“知识无用论”的一个反驳吗？我是北大的教师，每年我的学生找工作也很紧张，但我跟他们说不要紧张，实践证明，这些学生最后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要从我这儿看，你能说“知识无用”吗？问题还是出在扩招上。

“知识无用论”没有说到点上，说到点上就是扩招。明明没那么多需要大学生的工作岗位，培养那么多大学生干吗？应该培养更多技工。农村家庭越来越需要明确认识到，如果孩子学习真的非常好，你就让他读普高，考到一本甚至更好的大学；如果孩子读书天分不是特别高，就别跟着竞争高考，而要让他赶紧学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