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豫章书院那场荒谬沉重的闹剧?

7月7日，豫章书院非法拘禁案宣判，吴军豹、任伟强、张顺、屈文宽犯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二年七个月、一年十个月、十一个月，法院驳回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庭审现场受益学生称，刑事部分判决太轻，准备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民事部分也将提出上诉，还有人担心民事的判决没有结果，不会再有更多受害者出来维权，案子会被慢慢遗忘。

本刊记者曾于实地探访过豫章书院，采访到当年的受害学生。今日我们重发此文，再次回顾这场荒诞而沉重的闹剧。

记者｜王珊

摄影｜蔡小川

两种面孔

许平好像有两张面孔。在媒体和学生组成的豫章学校微信群里，他是最活跃的学生。他积极声讨豫章书院“不人道”的行为，诉说自己的经历；会去查一些类似“黑监狱”“集中营”等具有明确指示意义的词汇，而后将其概念分享到群里；他甚至还在微博上联系了一个律师以寻求援助。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

见到许平是在南昌医学院，初定的见面地点是操场上。然而，刚一谋面，他就变换了主意。“我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地方，不然没有办法交谈。”他有点抱歉地告诉我。在我看来，偌大的操场上零零散散坐了几个人，已经足够空旷。而且，阳光洒下来，照得人暖洋洋的，也算是个不错的聊天地。许平执意带着我和照相记者从一座教学楼的底层一层层探寻到了楼顶——几乎每个自习室都有两三个人，不能让他满意。在近半小时的仔细筛查下，他最终将我们带到了食堂二层一个角落。这时正是下午3点钟，午饭的人群已经散去，距离晚饭还有一定的时间。他吁了口气，选择了一个背着入口的椅子，坐了下来。

“我敢保证进入豫章书院前，我是一个阳光的小孩。”许平今年27岁，2013年9月，他被父母送去豫章书院学习，待了四个月左右。他的整个身体前倾着靠在桌子上，脑袋低垂，双手互相用力握着，整个谈话的过程都未曾松弛；一顶仿佛永远都不会摘下来的鸭舌帽遮住了他神色慌张的眼睛以及不断跳动的下眼睑。显然，他很难平静下来。就在刚才寻找采访地的路上，他路过了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简易棚，门是七八十厘米的铁栅栏。他迅速地冲了上去，摸着铁栅栏上的门锁指给我和摄影记者看，“（豫章书院的）小黑屋就是长这样，只是这个栅栏上没有蒙塑料膜。”他的身体在颤抖，恨与怕都写在脸上。

豫章书院全名豫章书院修身学校，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濡溪村。从市区开到书院需要40多分钟。我们的司机师傅开了三年年多的出租车，却从将来过这里。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难说清楚学校是干什么的，“很神秘，大门天天关着，听说是改造学校”。

图为家长在豫章学校外等待学生下课

南昌青山湖区官方通报中称豫章书院为2013年5月16日成立的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豫章书院的官网介绍中提到了学院的招生类型：沉迷网络游戏、厌学辍学、离家出走、早恋叛逆、习气不良、性格缺陷、暴力倾向、心理偏差等家长和传统学校难以教育和引导的一般不良青少年行为。凭借着国学育人的名义，豫章书院曾以风光无限地正面形象上过央视等多家媒体。

面向村庄的大门仅是学校的第一道防线，进去之后，一堵四五米高的高墙和红色的大门又将书院划分成内外两个世界，外面是校委会以及家长等候和接待区，里面是学生上课、吃饭、军训的所在。红色的大门很少打开，也不需要，只有男生出去扔垃圾或者有重要领导和记者采访的时候大门才会开启。平常的时候，学校老师经由校信息会的一侧小门进出。

在这个关起来的大门内，书院的负责人吴军豹被尊称为山长，这是历代对于书院讲学者的敬称。山长之下有校长，其次是副校长、主管、导师等，先生里还会选出女生校长、男生校长。“在这里，吴军豹是国王，他的老婆是王后，而我是最底层的奴隶。”许平说。

被抓进去的问题学生

许平是被抓进豫章学校的。他记得很清楚，9月的一天，晚上8点钟有人敲门，他父母过去开了门。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说有人高空坠物，有目击者称看到了他，警方请他合营去调查一下。许平觉得没事，就跟着出去了，家里人也没阻挡。

两个人架着许平的胳膊上了一辆七人座的面包车。在车上，差人模样的人将手中的电棍打开，发出啪啪啪的电流声。“我当时觉得，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坏人。”车子一路行驶，并没有到所谓的公安局，而是停在了书院的门口。对方告诉他，他的父母已经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他要在这待上一年。许平在门口强烈地反抗，却敌不过对方人多力量大，他最终被丢进了小黑屋。“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存在。”

在豫章书院待了四个月的许平

一位豫章书院的前教官也证实了许平的描述。他在豫章书院待了半年，曾多次出去抓人。“我们不会主动说自己是警察，但就是要给学生这种错觉。这样，我们冲进去抓人的时候，他们会很懵，来不及思考，只能跟着我们走。”这名曾经的教官告诉本刊，抓人的理由多种多样，比如如果学生沉迷于网络，就说他们发布了一些言论，需要做调查。这些都是跟家长商量好的，双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开门时佯装不认识。“家长会说，孩子马上就要出去了，出去就找不到人啦，我们就会即刻上去。”

教官们乐意出去抓人：书院工资低，抓人可以获得额外的奖金，奖金几十到上百块不等，根据学生家距离的远近设定。“刚开始我们也不适应，但在奖金的激励下，也就这样了。有时候遇到活儿多，有的教官还会炫耀自己赚了多少。”

许平被抓进去的那天，与他一起生活的姥姥和姥爷被支出了家里。老人家有些不舍，但是又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里，女婿说了算。“他们父子俩就像仇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算命的说他俩命里水火不相容。”

许平从生下来就是“黑老二”，没有户口。都是公务员的父母将他放在姥姥家抚养，一直到了五六岁上小学才被接到家里。他羡慕姐姐，能够跟父母一起成长，但又对家充满了不适应。有一段时间，他每次一放学就会往小姨家跑，连续跑了一个星期。后来他的父亲在小姨家门口堵住了他，将他拎回了家，冲着他吼，还打了他，“这里才是你的家！”

他也看不惯父亲的一些举动，比如说给老师送礼。这让他觉得不舒服，且认为由于父亲找了与校长关系不好的老师，直接导致老师对他态度也不好。在他被同学欺负做出反抗后，父亲会当着老师的面打他。“他跟我没有感情。”许平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他希望获得支持，却又没有办法相信除了姥姥姥爷之外的其他人。他总会提到5岁前被父亲打的一段经历。“他一只手拽着我的领子将我举到头顶，一只手拿着剪刀伸到我的嘴里，磨我的牙齿。”

对于父母，他的心中只有怨恨。他拒绝与父母交流，也不会去称呼他们，必要的时候才会用“你”指代。他换了好几所学校，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去上课。这愈发增加了他和父母的矛盾。“他这么大了，我总不能一辈子养着他吧。”他的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平的姥姥说告诉本刊，“女婿从小就是被打大的，他觉得棍棒之下才能成才。他用皮带抽他（许平），疼得在床上打滚”。

许平变得暴戾而脆弱，他砸家里的墙，有一次还将凳子扔在姥爷的头上，“眼睛里都是凶气”。有一次，他爬到了楼上，站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哭，“我不敢死，不敢跳下去”。父母晚上睡觉都要检查门窗，因为害怕儿子晚上会杀了他们。从豫章书院回来后，许平的姥姥觉得他问题更严重了，“他每天就抱着一本英语书在那呆坐着，说要学英语，但连动都不动”。

和许多接受采访的学生一样，许平试图去淡化自己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很固执，但现在这样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跟父母都有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然而他们不愿意。”

在描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时，学生们会毫不吝啬地使用词汇。“豫章书院里就是一本宫心计，钩心斗角、打小算盘。”一个学生这样告诉我。他说学生里有吸毒的，有暴躁狂，还有混社会的，“还有一个是把人家女生肚子搞大了，家里没有办法，只能送到学校里躲一躲”。每天寝室熄灯之后，学生之间都会吹牛，“他们会说自己以前在外面多牛，去过哪里，打架的时候多么勇猛，交过多少女朋友”。打架在书院也是家常便饭，比如说，有的父母寄了好的衣服、鞋子过来，有人眼红，就会过去抢。

还有一个小姑娘告诉我，她逃学、不去上课，父母要把她送到武当山学武术。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她撕开床单，绑成绳子，从三楼爬了下去。她蜻蜓点水地描述了这个我只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情节，“我觉得父母大惊小怪了，谁青春期不叛逆、不早恋啊！”

小黑屋里的恐惧

这群与父母和社会为敌的孩子，他们的阅历和经验尚不足以支撑他们看到未来生活的现实和真相。必须要承认，如果不加以约束，他们极有可能步入歧途。2013年的一组数据显示，14～16岁年龄段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已经突破了50%；此外，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比重达到83.6%。但是，以暴制暴，真的有效吗？

小黑屋是学生进入豫章书院的第一道关卡。这是学生的通俗说法。在书院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烦闷室”。凡是进入书院的学生，都要被关在里面3～7天不等（自愿入学的除外）。几乎每个进来的学生都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经历了反抗、挣扎到最终妥协的过程。

小黑屋，每个学生刚进入书院都要在里面关3～7天

校信息办的章伟告诉本刊，“烦闷室”的设置学自日本的“森田疗法”，设置小间，学生独处，是为防止问题青少年“自杀、自残、伤人、毁物”。“通过这个环节，能够让孩子的心态和情绪进行一个沉淀，对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和行为进行一个反思。好比盛有浑浊水的杯子，慢慢地浑浊物沉淀下去，上面的水会变得纯净。我们会安排24小时的老师陪护，还会安排心理老师进行干预。”

在采访中，本刊发现学校承诺的心理老师辅导几乎没在小黑屋出现过。学生多数刚进到学校就被关了进去，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会有学校的教官在旁边的办公室看着他们，以防止有自杀行为出现。“教官们基本是在隔壁玩手机，没有人去管他们。你就听着他们在屋里叫喊、踹门，然后渐渐没了声音。”一个曾经的豫章书院教官告诉我。

每个人在小黑屋的经历又有些不一样。许平进去的时候，小黑屋的灯坏了，他只能依靠墙上一个小小的窗户透出的光亮来判断白天与黑夜，到了第四天之后，他再也分辨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一个在里面待了大半年的女生则在灯光照射下待了七天，“开关在外面，我要求关灯，他们不同意”。为了打发时间，有的人会选择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踱步，有的则是对着早晨发的一个鸡蛋讲故事，还有的则是躺在肮脏的军用被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女生想办法将墙上的空调拽了下来，利用摔下来的零件划了自己的动脉。

“我称这里是地狱。我觉得只要等到我出去，接触到外面的人，就可以回到文明的社会。”许平不断地安慰自己。在豫章书院的四个月内，许平彻底崩溃了。他的姥姥曾去看过他，“他哆哆嗦嗦地挨着墙边，都不敢看我。接回家的时候，又脏又臭，站都站不住”。

在2017年11月5日的媒体和家长开放日，我参观了小黑屋，这个在学生口中惧怕、憎恶的地方已经是另一番模样：墙上新刷了一层浅绿色的漆，但依然遮不住斑驳的墙面。一个学生告诉我，原来墙上写满了“放我出去”“这里好可怕好恐怖”“我要离开这里”等字眼。地板是新铺上去的，原来水泥地上的老鼠洞已经不见了踪影。小小的蹲坑厕所被一块板子遮住，肮脏的军用被也已经被清除出去。在这里，很多人做过类似的梦，梦见自己出去了，但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在这里，“很绝望”。

参观完后，我收到了学校负责人吴军豹的一条短信，他说：“王老师，（小黑屋）两间都有厕所，你可能没有看到，你微博说一间有，一间没有是不准确的。”短信有些莫名，我也不使用微博。但那种语气，好像禁闭室因为多了一个厕所，就变成了高档酒店似的。

戒尺与龙鞭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所所长郭开元带领团队做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状况调研的时候已经发现，大批的类似于戒网瘾的特训学校就已经出现，不少存在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最为常见的即是用欺骗的手段将孩子送到矫治机构，并采用封闭式管理限制其自由。当时，一家知名机构的负责人曾告诉郭开元，其接收的95%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进去的。“豫章书院跟当时的戒网瘾学校换汤不换药，现在只是把招收学员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戒网瘾，还接收吸毒、逃学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虽然包含国学教育的内容，但其实质仍是一种特训学校。”

“一些矫正机构会将孩子的问题单纯或者过多地归结为未成年人自身的问题，认为孩子要为自己的行为偏差负责。”郭开元的团队曾遇到过一个小女孩，她在哭的时候被教官这样批评：“有什么好哭的，在这儿明明就是受折磨的，谁让你在家不好，再哭也没人会相信你。”而他们接受的惩罚则包括关小黑屋、教官的殴打、利用戒尺等工具的体罚等等。

用来惩戒学生的戒尺

豫章书院也不例外。接受采访的每一个学生都向我讲述了他们被打戒尺的经历。一个在书院待了一年多的小姑娘挨了10个打戒尺是因为《豫章书院修身科讲义》的内容没有背出来。另外一个小女孩则是因为早起了几分钟违反了书院的规矩。最为常见的原因是男生和女生之间有眼神接触，便被视为“眉目传情”，只打女生。“书院崇尚男尊女卑，比如说吃饭要男生先打饭，随后才是女生。”

女生要学习女诫：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女生向我展示了她需要多次学习的课本，在女诫这一张，“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2个字被列为重点写在文章的开头。“每次考德（即考试）的时候，老师会问文章重点是什么，是什么意思。答不上来就戒尺伺候。”很多人的背诵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进行的。双手撑在地上，双脚搭在床沿，背不下来，就不能停。在多种手段的督促下，我接触过的每个孩子都能对这本书做到信口拈来、倒背如流。

李峰曾在书院担任教官，第一次使用戒尺打人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对方是一个小女孩，吃了男生给的东西，被判打15戒尺。他没忍心，装作很大劲打下去的姿势，手上却留了力气。校长任伟强看到了，一把夺过去了戒尺，冲着女生的手心打了过去。“刚开始我们也不忍心，但是别人打你不打的话也说不过去，毕竟我们拿别人的工资。”李峰在担任教官期间，主要负责“破零班”的管教工作。这个班级是把一些特别难以管教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进行训练，包括跑步、深蹲、蛙跳等体罚，“体罚时间的长短，完全看教官的心情”。

让学生们学乖的另外一个工具被称为“龙鞭”。在众多学生的口中，这是一个长度在一米二左右、有小拇指粗细的钢制品。在豫章书院开放日，我在陈列台看到了传说中的“龙鞭”，上面标注了具体的构造成分，竹炭纤维。龙鞭在豫章书院是权利的象征。在这里，只有两个人有决定使用龙鞭的权利。一是山长吴军豹，一个则是校长任伟强。只有在他们俩签字之后，才能够“开龙鞭”。

学生口中的“龙鞭”

魏宏挨打是因为自杀。和其他学生被抓或被骗进书院的情节不同。她是主动要求进入书院读书的。读初一的时候，她遭遇了校园欺凌，有社会小混混要她交保护费，每次100块钱。魏宏两个星期的早餐费用是109元，为了交保护费，她不敢吃饭。后来时间久了，她连学校都不敢去。父母只是觉得女儿变得暴躁不可理喻，双方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也是无奈的情况下，她跟父母一起选择了豫章书院。来考察的时候，他们看到学生弹古筝、写书法、跳舞，“觉得生活好丰富”，父母一口气给她签了三年的协议，每半年需要缴纳三万元的学费。然而，家人走后，什么都变了。老师收起了笑脸；老生郑重地给她介绍了学校的三大高压线：不能辱骂顶撞师长、不能打架、男女生之间要保持距离。作为新人，她在寝室要承担其他老生的劳动，包括擦地板、打扫卫生，她还帮女生们洗过内衣。略有反抗，就会被打小报告挨戒尺。“坐姿不端正也会被抓，军训的时候汗流到了眼睛揉一下也会被记过，我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我。”

两个月后，魏宏尝试自杀。那天，学校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他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里，每个人发了一个小瓷杯子喝盐水。魏宏打碎了瓷杯子，用碎片在胳膊上划，血瞬间流了出来。“我本来以为学校会重视送我去医院。没想到直接被关了小黑屋，也没有给处理伤口。”第二天，她就被拉出去打龙鞭。她趴在水泥地上，两三个人按着她的手脚，任伟强亲自打。“我现在还能记得他笑的时候的表情，我当时发誓出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炸平。”

都是演戏

书院校长任伟强显然很满意这种封闭带来的效果。“如果把教育和医学类比，那么中考高考是养生的话，我们的教育可能就是针对疑难杂症的教育。”他还举了两个案例：一个14岁学生有网瘾，每个月在上面有几万块花费，在跟父母要钱未果的情形下，他将刀架在了父母的脖子上；另外一个女生早恋，离家出走，再次回到家里已经怀孕。官网声称，书院已经有3000余名成功案例。

豫章书院校长任伟强

接受采访的多数家长都觉得书院是有用的。李玉来自青岛。她的孩子15岁，进到豫章书院已经两个月。此前，她的儿子因为不情愿去看心理医生，将驾驶座前移，把正在开车的她困在座椅上。“我能够感受到孩子给我打电话时的谦卑。”她已经很久没有接收到来自孩子的善意了，以前没说两句孩子就觉得她叨叨。“我在孩子眼中看到了希望，他眼睛变明亮了，胖了十几斤。”

李玉说，每次来探望，孩子都会拉着她的手介绍书院的老师给她认识，“他充满了感恩之心，会一一详细告诉我老师和学生是怎么帮助他的。”她还讲了一个例子。一次开放日，家长带来了比萨。李玉的儿子把第一口给了她，第二口给了妹妹，然后给同学分了分，“最后剩了很小一口才塞在自己嘴里”。更多的家长沉浸在儿女主动的拥抱里，“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让我和她妈妈注意身体”。

家长拉横幅支援豫章书院

不过，在学生的描述中，这些都是演戏。一个学生将豫章书院比作《飞越疯人院》里面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精神病院。他提到了可怜的主角麦克·墨菲，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他的很多功能，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性格也因此丧失，不再能跟社会规范作斗争。豫章书院的孩子按照书院的要求起床、吃饭、说话，给父母写信，只是为了及早能够从这个王国逃离。“我真的很努力地去表现好，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我只想被父母接走。”一个女生对本刊说。

没有人愿意相信，孩子在豫章书院受到了暴力对待。即使抽打孩子的戒尺和“龙鞭”就摆在门口的展柜里。在豫章书院的家长接待日，李玉指着媒体激动地挥着手，“你们说惩罚体罚，我们都了解过。我不管违法不违法，我愿意。我们知道这个度在家长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相信你们说的不是事实。”

一个家长则认为是孩子在说谎。他举了女儿的例子。他的女儿18岁，在书院想逃出去，就佯装吃了药，并把肥皂水涂在嘴巴上。学校的老师带她去医院洗肠，她想要逃走却被老师发现。老师只好将两人的手捆绑在了一起。“书院如果关门了，我的孩子去到哪里去，他能够适应学校吗？他会被打回原形的。”几乎每个父亲或者母亲都忧心忡忡地，“我们真的拿孩子没有办法啊。我孩子送这里好好的，过得挺好的，现在突然要说关门，那我们往哪里送，送你家去啊！”

家长当众读信表示对书院的支持

一名女性家长又流起了眼泪。她的女儿喜欢打游戏到了不吃饭不睡觉的地步。这位家长低下头，突然抬起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满是敌意，“我女儿就是这样看我的！”我发现，事实上，很多家长在将孩子送到豫章书院接受洗脑教育的时候，本身就已对自己进行了一轮洗脑，即相信书院可以拯救孩子。“孩子小，不知道将来要面临什么，但我们作为家长不能看着孩子流浪在外，过一天是一天。”

郭开元理解父母所表现出的激动情绪和无奈。“现在青春期孩子面临的问题比以前更加复杂。比如说逃学，他不只是单纯的逃学，可能去上网、吸毒或者从事其他不良的行为，这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方面跟孩子的性格有关系，一方面涉及成瘾的问题。”

然而，一些曾经将孩子送到豫章书院的父母，基本选择了沉默。“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错了也已经发生了，提起来还有什么用。”他们的孩子则偷偷地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却很少跟父母去提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可能其中一个化名就是我。”一名学生如此说。

选择专业的矫正

事实上，家长们并不知道，他们眼中救世主一样的吴军豹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商人。一名曾经在豫章书院做内务的年轻人告诉我，学校的肉菜是他们去菜市场捡最便宜的买的；洗发水洗衣液等生活用品都是假冒伪劣的；学生们穿的衣服和盖的被子都已经传了好几拨人；书院大门旁边的烂木头是用来给学生修床板用的。“我自己从来不在书院吃饭。”他说，在对待学生上，吴军豹是典型的糊弄。“女生浴室没有门，我曾经跟吴军豹说过，装扇门，最终只钉了两块布。如果有人上去，是能直接看见浴室里面的。”

学校没有清洁工，所有的卫生都是学生负责。一个女生最喜欢的事情是洗盛食物的大餐盘，因为“可以吃到剩下的菜”。学校也不提供洗洁精，清洗也只能是冲干净上面的菜叶、米粒，“反正也吃不死人。”女生这么安慰自己。因为吃不饱，她经常跟同学一起去食堂偷东西，西红柿、黄瓜甚至白糖，偷来就立刻吃掉，不然被发现要挨打，“放在肚子里最安全”。她还吃过用生了虫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很多人以为是杂粮，直到有人惊讶地发现是虫子，她还是吃下去了，“不吃会很饿”。

家长在看学生的考评分数

在这次采访中，只有一个家长选择站在孩子的这边。6月，李凤将儿子送到了豫章书院。两个月后，她去看儿子，发现儿子的体重从200斤掉到了150斤。她执意把孩子带走，回到家却发现儿子陷入了极度恐惧的状态。李凤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儿子会随身带个刀，大声问她“要带他去哪儿”。有时候，他会突然掐住心理医生的脖子，质问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不是装的？你是不是想把我关进去？”

“我的儿子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她打电话质问吴军豹。吴军豹蜻蜓点水地回她：“你这是生米做成了夹生饭，还没到时候。我叫你不要提前接回来，提前接回来没有好的，你再给送回来吧！”后来，她追问得越来越多，吴军豹索性回复她：“我们就是少管所，我们是为社会做贡献，让社会上少了那么多犯罪的。”“我的孩子是罪犯吗？”她没法接受吴军豹的说法。

在调研中，郭开元的团队发现。“很多父母其实知道孩子在矫治过程中受到惩罚，甚至是很重的体罚，却大都接受或者同意。他们觉得孩子自控能力差，做错了就应该得到惩罚。而他们却忘记，孩子的问题跟家庭和社会都分不开。”郭开元说。

事实上，很多矫正机构反而会起到负面的作用。郭开元等人发现，一名15岁的少年在接受矫治之后，又沾染了抢劫、敲诈、吸毒等新的恶习。他告诉郭开元的团队，每次有新学员加入，老学员都会对新学员进行敲诈勒索。“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正应该是全面和专业化的，应该由专业的专门学校来进行。”郭开元说。

专门学校，过去称为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教育矫治的学校，始于1955年。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0多所专门学校。《宪法》和《教育法》规定，未成年人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未成年人一旦出现了严重不良行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就不适合在普通学校上学。这种不适合，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需要进行矫治，而普通的学校没有专门的矫治手段；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学生继续留在普通学校，也会干扰正常学习和正常教学秩序。不过近年来，专门学校逐渐减少，到底，全国专门学校有90余所。

郭开元分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专门学校严格的招生制度。一直以来，专门学校坚持的入学标准一直是“三满意”，即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建议，家长同意，孩子本人愿意。然而一般原就读学校推荐之后，家长和学生方面很难同意。“专门学校很大程度上被标签化了，很多家长认为那里是关少年犯的地方。学生进去之后会学得更坏、交叉感染，所以不愿意将孩子送进去，而会选择打着国学等名义的机构。不良行为的纠正很困难，需要专业的手段，以及父母、学校、孩子三方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即使家长同意了，学生的同意问题也很难解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在某些情形下，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然而法律对于孩子坚持不来就读的情形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对于符合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而没有来就读的，应该规定强制性的就读条款。”这也是郭开元等人一直呼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专门学校甚至没有学生就读。这很可惜，专门学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专业的能力。”

从豫章书院出去后，许平才知道，书院还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给他下蒙汗药。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几乎每次探望的时候，他都要给父母或者外婆手中塞纸条，让他们救他出去，但是父母并不搭理他。他们坚信学校的说法：这是孩子的正常反应。最后还是因为外婆的苦苦哀求，父母才将他接了回来。

自豫章书院出去后，他几乎不跟他们讲话，从来没有主动去叫过他们，必要的时候，都用“你”来指代。每天晚上，他都会从噩梦中醒来，然后在房间里大叫。“我恨，如果不叫出来，我觉得自己会炸掉的。”而他的父亲，依然坚持，“如果豫章书院不出事情，我还是会把他送进去”。

从豫章书院回来，李凤的儿子曾三天三夜没睡着觉。他觉得太不真实了。他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书院寝室的灯管，他觉得自己又回去了。然而睁开眼睛，看到的却是自己房间的吊灯，“这种转变的差异太可怕了。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梦见回家了。然而醒来却还在里面”。他正在和同学寻找律师，起诉学校。他们接受不了学校仅是被关停的结局，“我们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李凤看着儿子，很是心疼，她站出来接受采访，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从她身上吸取教训，“不要像我一样傻”。她开始认真地去想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教育方式。她会去上一些课程，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孩子。她的儿子却告诉我：“我不恨我妈，但是我们之间确实有了一些隔阂。”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47期，文中许平、李峰、魏宏、李凤、李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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