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宏彬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回报率稳定在10%左右，即在考虑了性别、工作经验和地域等因素后，多读一年书可多获得10%的工资收入，已达到天下平均水平。在所有教育级别中，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最高。2009年城镇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要比高中毕业生高49%，而同期欧美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为40%。

看起来中国的教育回报率还是很喜人的，但我们不应满足于简单的估算。需要刨根问底的是：这样的教育回报率，真的来源于“多读了一点书”吗？恐怕不全是。诚然，我们可以排除性别、工作经验等对工资的影响，但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和教育纠缠在一起，影响人们的工资水平。

比如，个人能力、家庭背景都会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毫无疑问，能够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往往是同辈中能力强的人。以大学生为例，一方面，较强的个人能力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又使得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更好地胜任工作，获得更高的报酬。因此，通过简单估算得到的“教育回报率”，其实包含着一大部分的“能力回报率”。同样，良好的家庭背景能够帮助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也能帮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高薪工作，因而家庭背景也会影响教育回报率的测算。

如何摆脱这些纷繁复杂的干扰，找出“真正”的教育回报率？美国经济学家Ashenfelter和Krueger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用同卵双胞胎样本开展研究。从生理上讲，一对同卵双胞胎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成，带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而具有相同的先天禀赋；此后，他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如果一对双胞胎由于偶然原因所接受的教育不同，那么他们的收入差异就可以归于教育所带来的差异。

如何找到足够多的双胞胎样本来做研究呢？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一个叫特温斯堡的小镇（Twinsburg town），从1976年起，这个小镇每年夏季都会举办“双胞胎节”（Twins Days Festival），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双胞胎聚集此地，庆祝节日。1991年8月，Ashenfelter和Krueger来到特温斯堡小镇，利用举行双胞胎节的机会，采集到了研究所需的信息。这两位经济学家利用收集到的双胞胎数据，估计出真实的教育回报率在12%-16%之间。这项研究也以其巧妙的设计成为实证经济学的典范。继Ashenfelter和Krueger之后，利用双胞胎数据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做法在学术界流行开来。北京也从起每年“十一黄金周”在红领巾公园举办“双胞胎节”，至今已九届。

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张俊森教授等合作者很早就开始利用双胞胎数据开展学术研究。张俊森教授2002年收集了中国第一套双胞胎的社会经济数据。我们利用这套数据测算了中国城镇的真实教育回报率，研究成果发表在今年3月的《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我们发现，在中国，用一般方法估计的年教育回报率为8.4%；当我们分离出个人能力、家庭背景的影响后，教育回报率下降至2.7%。也就是说，尽管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提高收入8.4%，但其中近七成的回报来源于个体自身的能力和家庭背景，而教育本身只能使其收入提高2.7%。如此看来，中国的真实教育回报率实际上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能力和家庭背景对收入的贡献则远高于其它国家。

为什么中国的真实教育回报率这么低，而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回报如此之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以教育程度作为测度，测量了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率。与高中相比，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是40%，中专和大专的教诲回报率也都超过20%。然而，对于没有上大学，仅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来说，高中教育没有任何回报，即高中毕业生收入和初中生毕业生一样多。正是高中教育的零回报拉低了中国的整体教育回报率。

高中三年的发奋苦读为什么不能带来回报呢？教育体制难逃其咎。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格外激烈。为了学生在高考中金榜题名，高中教育完全是考试导向。虽然高中学制为三年，但通常情况下，全部课程在一年半或者更短时间内就已完成，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准备高考。学校和老师们的奖惩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生的高考成绩，因此老师们也不激励去教授学生其它知识和技能。因为高中三年都在重复做题、考试中度过，学生们在高中所学到的技能在高考结束后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考不上大学，高中日复一日训练的考试技能无法给学生带来经济回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则不同，这些教育以就业为导向，获得的知识、技巧更有可能转化为在工作上的生产力，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报酬。

也就是说，中国的高中教育已蜕变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高中教育本身并没有任何经济回报。挣扎在高中题海中的学生们恐怕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规划了，那些对考试既不擅长也无兴趣的青年人，高中的拼搏对他们来讲已沦为一场为圆大学梦而进行的豪赌，但三年的青春是一笔太过昂贵的赌注。或许那些垂头丧气的高考落榜生，本可以在职业教育中学有所成、业有所立。

政策制定者更应反思，高中教育的零回报折射出的是国家层面上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既然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下，高中教育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人才选拔的职能，那么我们不妨压缩高中学制，让这类“没有回报的选拔”更短些、更快些。进一步地，政府要给职业教育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打破社会偏见，引导青年人合理地择校，接受“物有所值”的教育。

（本文作者李宏彬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v starr经济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 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华文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获麦肯锡中国经济学家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