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小学语文的博士校长是怎么读书的？

星教师︱徐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语文教师，副校长，教育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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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件超越功利的事儿。有时候，读书甚至可以和教学教育工作毫不相干，而是完全精神生命成长的需要。

我坚信，只有生命丰盈了，才能成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和决断能力的人，才能教好语文、做好校长。

儿时乱读书种下爱书的种子

我什么书都读。

小时候，躺在床底下的藤书簏旁边，读遍《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迷恋《老残游记》《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甚至沉醉在《再生缘》的越调、南吕、黄皮、慢板之中。

读这些书，比在榕树下听老人“说历史”有趣多了。“侠”之大者，“士”之清者，如同千年的古莲，埋在心底里。等青春沸腾的时候，这些种子便抑制不住地滋长，蔓延。

虽然读“侠士”书的种子当时并未发芽，却在我内心深处同时种下了一颗爱书的种子，而当我长大之后，那种“弹铗而歌”的冲动和“啸傲山林”的欲望，却也适时地发生了。

现在想来，儿时读书的力量，是强大的。

作为一个人，不管你是老师、校长还是学者，不管你是做教育的、科技的、医疗的，只要你不是绝世独立的，都需要这样的读书的种子，和从书中而来的人格力量的种子。

也因此，我又喜欢上了红楼、水浒、三国、西游，进而沉迷于半文半白的状态，喜欢上了《史记》《古文荟萃》和各种“观止”。这大抵是我还算勉强过得去的一点古文功底吧。

有人说，读书很费脑，很难静下心。其实，当你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你会有一种“上瘾”的感觉，沉浸其中的幸福感，是“不可与他人语”的。或许也是因此，我在后来的语文教学、教育研究、文章著述中也总能很顺手地引经据典，这也算是读书的“副作用”吧。

△ 为了改写后给学生看，买了各个版本的《红楼梦》

读书也是“煮”书

读书也讲究火候，要文火慢炖，是急不来的。

偶尔，太阳温柔，风也清爽，天空也蓝得很，你可以擦干净地板，然后开一小瓶酒——红酒、白酒、啤酒、黄酒皆可，一小瓶就够了，在窗前的地板上，或躺着，或卧着，或坐着，就着酒，“煮”着书。

读书得用一个“煮”字。“煮”书就像煲汤，慢慢熬，不温不火，熬出味来。当“书香”四溢时，赶紧以墨水为调料，在书边上写下酸甜苦辣，这“煮书”的境界就出来了。

读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我就是在这种“煮”的状态下，让我在诗书画之间找到了共生点，在语文和艺术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也让我在遇到崧舟先生时，能够轻易进入他那诗意语文的境界。

读这些书，真会让你有一种在语言和艺术的园地里漫步的感觉。

我的早晨通常是从中午开始的，然后在天色将晓时，枕着书昏昏睡去。

坐在被窝里“啃”朱光潜《全集》，啃《谈美书简》《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煮”李泽厚的《美学论集》《中国近代思想论》《美的历程》，顺带“翻炒”《傅雷家书》《艺术哲学》（傅雷译，丹纳名著）《孤独六讲》（蒋勋）《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人的历史》《宗教的历史》《王国维文化学术随笔》《诗论》《诗品》《人间词话》《叙事学》《鲁讯论儿童文学》《张中行作品集》等。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到现在，延伸到读各种教育教学专著。二十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硬是从每月百来块的伙食费里省下钱买了一套《名师教学思想录》。后来工作了，每年要花掉近五分之一的工资买著名教育教学专家的著作。

这些被我称之为“武功秘籍”的书，还包括戴汝潜教授主编的一套涵盖乐连珠“快速阅读”、张伟“球形阅读”等在内的教学理论书籍，贾志敏、于永正、支玉恒、靳家彦、张化万等先生的课堂教学实录，林崇德、皮连生等教授的教育心理学专著，以及“永远的经典”苏霍姆林、马卡连科、卢梭、佐藤学等的著作。

如果把文史哲类的书看作是“风味小吃”的话，教育教学专著则是“大菜硬菜”。正是因为杂食不挑，兼之文火慢炖，这些书的营养慢慢浸润着我的思考和实践，逐渐让我的思想丰满起来。

正因为有这样漫不经心的“煮”书的经历，才有了我几十堂“有据可查”的公开课，也逐渐形成了博观约取的个人教学风格；正因为有了驳杂的理论的碰撞和交融，才有了我上百篇“论有出处”的文章，有了《栖心斋·语文百日谈》《栖心斋·语文十年》等专著，也逐渐形成了基于哲学思辨的博士论文《生命与语文》，也才敢于以洋洋数十万字论述《语文教学的批判与重构》。

△ 徐俊老师的书房“栖心斋”，古色古香

从“一见钟情”到一读再读

人是有惰性和钝性的。读书也是如此。

如果把看电视纳入广义的阅读范畴的话，能看电视就不愿意读书，能读现代文就不读古文；形象有趣的愿意多品读、多玩味，艰涩难懂的读个大概就想跳过去。这是因为，生动有趣的内容，往往能让人一见钟情。

虽然时常为了“挑战自我”，也会专门啃些硬骨头，去琢磨些比较深奥的，或者说内涵比较深刻、意蕴比较丰富的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我更喜欢那些读来让人不禁欣然或潸然的文章。很多猛一看书名，乍一翻前言，甫一读目录，就能让人“蠢蠢欲动”的书，都是我在文字里梦游的开始。

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就是让我“一见钟情”的，读到后来也是让我爱悠悠恨悠悠。

为了这首《清平乐》，我一读，再读，三读，四读，觉得不过瘾啊，又把《稼轩长短句》读了个遍，还翻阅了《宋史·辛弃疾传》，读了白寿彝《中国通史》与辛弃疾相关的章节，最后总算读懂了《清平乐·村居》，读出了一课《清平乐·村居》的教学设计。想想，越是懒人啊，越是愚人，到头来反倒因为偷懒贪趣而多费了工夫。但正是因为这种“一见钟情”的懒和笨，让我多读了书，让我身陷读书之福中而不能自拔。

比如读《平凡的世界》。

始于大学时同学的推荐，也被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童话感动过，但当我因惦记着这个晓霞般美丽的故事而再读这本书时，却走进了孙少平的思考和精神追求。直到前不久再读这本书，我明白了孙少平“充满劳籍的同时也拥抱梦想”的诗意人生，也就更加满足于自己辛勤的劳作但精神非常光明的生活状态。

同样的，《穆斯林的葬礼》《最后一个匈奴》《巨流河》《南渡北归》《侧帽集》《饮水集》《红楼梦》，以及《繁星·春水》《飞鸟集》《新月集》《春花秋拾》《稻草人》等文学作品，还有《苏东坡传》《黄玉峰说李白》《黄玉峰说杜甫》《纳兰词传》《毛主席诗词鉴赏》等，都是我恋恋不舍，不知都了多少遍的书。因为“钟情”，很多书我买了各种版本，买了很多相关研究的书籍，一本一本翻阅，一次一次重温，也留下了不少痕迹。

比如读《美的历程》。

以前，纯粹是因为喜欢那种“徜徉在语言之途”的快意，可是，渐渐的，居然从美的起源读出了对语文的崇拜。我在自己的教育格言里写道：教育是门艺术，可这还不够。艺术来自何处？艺术来自图腾崇拜。如果每位教师都将教育艺术还原成一种生命的图腾，充满激情和敬仰地在教育的园地里安身立命时，那么教育便成功了。

这些心灵的启迪，都源自“一见钟情”贪懒愚笨的读书方法。实践证明，多读让人“一见钟情”的书，一读再读，书定不负你。

△ 为了带动学生写一手好字，拼命练书法

读书，谋求精神平等

谢冕说：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

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阅读机会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损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对于这种精神的不平等，我想到了在崧舟先生身边时的一件趣事。

一日，学员们一起谈读书，聊语文，说艺术，兴致来了，先生挥毫泼墨，同门兄弟姐妹们约定，谁在先生落笔后最先猜出先生所写内容的出处，作品便归谁所有。一时间，诗情画意在工作室里流淌。我是那次游戏的大赢家。若非多读些书，岂非吃亏哉。

这是小事。最让我觉得开心得意的是聆听王先生讲座。常听有人说，好深奥，先生讲到的有些书和人听都没听过。而我则常常窃喜，因为我知道先生所言何义，所说何出。

就像张中行先生在《顺生论》里写的一样：这家底——是指谈文论理，钩玄提要的功底，大部分是由“读书”来的，小部分是由“思考”来的；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的，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的。

张中行先生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就是《顺生论》。这本书的精髓，也就是张中行先生的人生观，集中体现了张老先生作为“布衣学者”的精神境界。这句话来自《礼记·中庸》，一言以蔽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是道，顺生自然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所说的人生之道，用大白话说就是自己觉得怎样活才好。这位自周作人之后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就是由读书而来的。《顺生论》以《我与读书》为代前言，写道“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

而我从书中获益最大的，除了有形的，如从冰心学会写诗，从辛弃疾、纳兰性德学会填词；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如从李白学会啸傲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从王国维学会明白了的人生的境界，从《美的历程》学会了生命的艺术的追求，从于永正学会了语文的严谨，从支玉恒学会了语文的大气，从靳家彦学会了语文的思辨，从王崧舟学会了语文的诗意，从贾志敏学会了语文的本真。

△ 给学生上课

读好书，成就理想人生

人间有太多不如意事。

能看得看清、看轻的，不外乎两种人：目不识丁的，或是读书读通透了的。前者如同六祖慧能，因为身无一物，目不识丁，便能吟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或如同苏轼的爷爷、苏洵的老爹，乡间老翁，也因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方能在听闻儿孙一同高中时，依然淡然地在草垛底下啃牛肉，喝老酒。但这样的智者毕竟不多。很多人遇见点事儿，总能纠结郁闷，或是幸喜若狂，犹如“中邪”。如何“辟邪”？读好书可以。

傅雷夫妇给儿子傅聪夫妇的信（傅雷译丹纳名著《艺术哲学》的序）中得以论证。

傅雷夫妇在信中给儿媳弥拉推荐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巴尔扎克的《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奥诺利纳》——这本书通常和《夏倍上校》《禁治产》在一起编印。老两口除了通过推荐名著和儿辈谈人生，谈艺术，还谈自己对艺术人生的见解。

傅雷认为：自克里斯朵夫时代以来，西方艺术与知识界并无多大的改变——当然是在他那个年代来说的——诚实，勤奋，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仍然得经历同样的磨难，就说我自己，也还没有渡完克里斯朵夫的最后阶段：身为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年轻人通常都是这样的啊——年轻时习惯于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对抗，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的熏陶，我经历过无比的困难与无穷的痛苦，来适应这信仰的时代。”

这番话，这让我觉得，利、衰、毁、誉、称、讥、苦、乐，都是人生历练，都是幸福的。

正因为这样的书读多了，当我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起起伏伏，面对名誉、职位、个人利益的得得失失，才能免受其“邪”，保持心性的平和，正如傅雷得知傅聪的音乐会非常成功时说的，“知道聪能以坚强的意志，控制热情，收放自如，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一向对他的期望”，我在书旁边写道：这不正是我所亟需的品质吗？

而信中所言“没有什么比以完美的形式表达出诗意的灵感与洋溢的热情更崇高了，为了聪的幸福，我不能不希望他迟早在人生艺术中也能像在音乐艺术中一样，达到和谐均衡的境地。”则成了我的理想——我的人生，我的语文生命，我的处世的诗一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