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毛坦厂中学，天堂还是地狱？！
“警车开道”、“万人送考”、“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如许的标签，让一所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中学一举成名，甚至一再被卷入了舆论的旋涡。
这所学校位于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名为毛坦厂中学。
数日前，央视记者用镜头下记录下了高考前两天这所学校的“盛况”：警车开道，几十辆大客车要送已经复习很久的高三学生去六安考场准备高考。警车开道的车牌是“518”（“我要发”），头车车牌是“91666”，意思是“就要顺顺顺”。道路两边，家长夹道欢送。学校的操场一直不断放3首歌曲：《好日子》《好运来》《旗开得胜》。
的确，在该中学所在的毛坦厂镇，许多当地的村民因为做起学生的生意而过上了“好日子”，而大批高考生，在毛坦厂中学里一番寒窗苦读，在高考中也算得上“旗开得胜”。
但繁荣的背后，却藏着巨大的隐忧。
若干年前，毛坦厂中学还只是大别山深处的一所普通中学。在传统视野中，安徽境内多年来经营高考最成功的学校，大多分布在合肥、铜陵、桐城等地，毛坦厂镇所在的六安市里，算得上知名的也只有六安一中与六安二中，而毛坦厂中学一直鲜有人知。1999年高考，毛坦厂中学达到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还只有98人。
转变从2005年开始。当年，毛坦厂中学本科上线人数一举突破1000，随后每年以近千人的增幅上升，直到2012年高考，该校7626人达到本科线，占到了参考人数的80%以上。去年，其本科达线人数更是突破10000人大关，应届生一本达线率超过40%，应届生本科达线率达到86%。
对于一座山区小镇而言，毛坦厂中学无疑创造了高考的神话。
但“神话”的背后，往往有着残酷的真相。媒体报道，毛坦厂的生源滚雪球般膨胀，源于该校的严苛管理。
在毛坦厂，所有学习或者分数之外的因素被最大程度地剔除，所有不利于考试分数提高的娱乐休闲都被最大程度地隔离，所有无助于分数提升的兴趣爱好与个性特色都被最大程度地压制。“备考如服刑”，没有音乐、体育课，周围也没有网吧。
身处这个“无菌”的环境，学子的唯一活动就是学习以提升考试分数。自制力再差的学生，也只有全心学习。这让家长纷纷将孩子送来，并扎下陪读。因为学生只要跟上老师的节奏，便能大功告成。校方也承认，他们的成功，更多靠非智力因素。
“你只要听学校的话，听老师的话，你明年一定能考上，哪怕你是倒数第一，你都能考上。”这所“高考工厂”里一位高考复读班班主任如是说。
也难怪，这种“炼狱”式的学习方式遭致了社会的普遍怀疑，甚至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几年前开始，以毛坦厂中学等为靶子，一场场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鸣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展开，而毛坦厂中学，也在这场争议中“被成名”。
不论争议的结局如何，毛坦厂中学无疑都是一面镜子。
“通过毛坦厂这个放大镜，原来被忽视的、遮蔽的、微缩的中国教育乃至社会的问题都毫发毕现、暴露无遗，令人无法回避，不得不正视。”一位媒体评论者说。
围绕毛坦厂展开的争论，多方的说辞都不无道理。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作为一所镇中学，平均80%的本科上线率，对于许多农村家庭来说有很大吸引力。在毛坦厂中学上学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打工者，他们觉得自己缺少文化、学历不高，因此把梦想放到了孩子身上，他们说，“只要能上大学，就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存在即是合理的，毛坦厂模式是很多考生最现实的理性选择。正如家长所言，有高考存在，必然就要选择能助孩子考上大学的地方。去不了城里的名校，去不了分数线低的地区，到毛坦厂这样的地方拼一把，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楚天都市报》上，一名评论员表示，“毛坦厂模式不仅是应对高考有用，我可以说，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都要能经受这种炼狱般的考验，才能获得成功。”
《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名为《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浮的》的文章也支持这一说法。文章指出，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校，正是承担了培养普通学生的任务。其培养模式满足了普通人稳定阶层地位并有所上升的需求。“撇开社会现实去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浮的，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教育公平的基线”。
这种观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却不以为然。杨东平认为，“基于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为毛坦厂辩护的理由之一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有高考，就有应试教育；既然升学竞争激烈，就只有拼时间拼命，进入‘监狱’和‘地狱’模式。”
杨东平对“最残酷的‘考试地狱’好像忽然变得义正辞严、天经地义”感到不解，他认为，毛坦厂所提供的教学模式，具有一种反教育、反人性的特质，“可以理解，但必须反对”。
《21世纪经济报道》一名评论员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理性看待毛坦厂中学的争议，不能只顾眼前，或是带有过度功利主义者的眼光，“毛坦厂帮助学生应付的一场高考考试，但却不会对他们的人生负上责任”。
事实上，不只是教育圈的意见领袖对毛坦厂中学评价不一，已经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对学校的认识也大相径庭。
据央视新闻报道，2013年从毛坦厂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徐鹏，如今已是大三学生。在他眼中，毛坦厂中学绝对是一所好学校，他说，“对于曾经的我来说它是一所好学校。我觉得短时间内，它还是会保持这种形态继续发展”。
但另一位毛坦厂中学的毕业生对母校的管理方式极不认同：“学校用一种压榨式、扭曲式的教育把人的本性全部给弄没了。学校就像一个机器一样，不管是什么东西，经过那个‘机器’出来之后都一样了。”
这里，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关于毛坦厂的争议不会停止，也很难会有一致的结论。
媒体所描绘的毛坦厂中学的种种教育景致，对经历过高考的“过来人”而言并无陌生之感。因为在若干年前甚至直至现在，许多高中依然沿用的是“毛坦厂模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坦厂模式虽然是被演绎到极致的范例，但这种模式所代表的倾向却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中，这种‘鲤鱼跃龙门’的情结更是深植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一名评论者说。
当我们批判毛坦厂中学时，我们到底在批判什么？在关于它的种种争议的背后，实际上指向的是我们的高考改革和高考公平之路。
“毛坦厂没有错，也没有原罪。如果有什么错，错在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还不够完善。”一名教育人士表示，对许多处于底层的家庭而言，毛坦厂中学这一类学校，几乎是他们在当地的唯一选择，“毛坦厂中学的本质，不仅是户籍制度的局限，不仅是教育资源的不公，还指向那些落后地区弱势群体被剥夺了的权利与利益”。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应进一步推进改革，一方面要底层孩子有更多元的成才选择，不要把高考作为唯一的上升道路。另一方面，要推进高考公平，尤其是取消学校的等级身份，“现在很多学生追求上一本、二本，如果没上一本他们就觉得没上大学一样，这就需要取消高考的录取批次，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可以预见，要改变毛坦厂现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就像杨东平所说，“如果我们暂时无力改变应试教育的严酷现实，至少可以不为它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