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爱是尊重，是无条件的，不评判的，不伤害的，是鼓励的，是支撑的。如果有人说爱我，却没有以上这些元素，我不稀罕。
《正面管教》中文版自从出版，“正面管教”育儿法迅速在中国流行开来。据该书的出版方透漏，目前国内有多名训练讲师拿到美国正面管教协会颁发的证书，在全国各地开家长培训班，也有进入到幼儿园和小学的学校体系的。
正面管教的流行，暗含了当今中国怙恃在教育上的一种普遍性困惑与挫折感。在一个孩子的日常管教上，他们的确经常在“惩罚”与“娇纵”的两极之间徘徊：当他们受不了孩子，就惩罚他们，由于这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直到他们受不了自己，怀着负罪感走到另一个极端——贿赂、讨好，有求必应，把他们娇纵成小皇帝。
正面管教据称会帮助父母找到一条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中间路线。所谓“和善而坚定”，和善是尊重孩子的需求与天性；坚定则是为孩子的行为树立限制。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和善，坚定会变成惩罚，没有坚定，和善会变成过度保护、毫无原则。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执行起来，却一点都不容易。
“为人父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就像一个人经过了艰苦的学习，最终成为一位脑科医生一样，父母也要经过这样的学习。”简·尼尔森不止一次这样说。
简·尼尔森与大儿子泰罗尔
在《正面管教》这本书中，简·尼尔森借用了美国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斯的一种见解。德雷克斯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变化是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服从和顺从的榜样了。
在过去，顺从的样板随处可见，爸爸顺从不认同自己观点的上司，以免丢失饭碗。少数族群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屈居于顺从的角色。
在独裁社会里，统治者是主宰，有权力让人屈服。但在人人具有平等意识的社会里，我们不能控制和命令别人。所以，丈夫落空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父母也失去了对孩子的统治权。这是社会剧变的开始。这个变化人们都能感受得到，却不甚了解。
简·尼尔森的来访在这个小圈子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为了一睹这位大神的风度，我身边不少正面管教的信徒们争相要求当我的助手。
尼尔森女士下周就满80岁了，看上去仍然优雅、干练，一头卷曲的赤色短发十分耀眼。她的大儿子泰罗尔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简·尼尔森女士一共育有7个孩子，22个孙辈、11个曾孙辈，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对做母亲这件工作太有信心了，才会生这么多孩子？
她说，泰罗尔是她开始做正面管教的原因——“因为我犯了至关多的错误。他就是被我这样的错误所养大的。”
那时候，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母亲，而他是一个痛恨规则的顽童，所以母子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4岁那年，泰罗尔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做过加油站小工，当过木工，当过园丁，努力自己养活自己。而她继续挣扎在与另外三个儿女之间的战争之中。如果不是因为遇到阿德勒的理论，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可能永远也无法修复。
那时候，虽然已经有四个子女，但尼尔森还在大学里读儿童发展专业。有一门课是关于阿德勒的。老师说，这门课不用学习很多理论，而是深入透彻地研究阿德勒法，包括帮助孩子停止不当行为的实用技巧，以及教给孩子自律、负责、合作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实用技巧。
让她欣喜若狂的是，这种方法很有效。她居然让孩子之间的打架减少了80%。她学会了消除早上和晚上就寝时的争斗，并且在完成家务上得到了孩子极大的合作。
“这种方法如此有效，我开始享受为人父母这件事情。”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他曾经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学生，后来创立个体心理学。二者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前者的理论是决定论，人的一生由你的过去决定，而他的理论是一种目的论，主张往前看，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可以改造自己的人生。
1932年，阿德勒写了《自卑与超越》一书。他认为，由于身体缺陷、娇纵、忽略所引起的自卑，有可能摧毁一个人，使人或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异常。但另一方面，自卑也有可能使人发愤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
困顿中的人，读阿德勒的理论，经常能得到前行的勇气，因此个体心理学也经常被视为一种“给人以勇气的心理学”。
1937年，阿德勒去世，他的学生鲁道夫·德雷克斯从奥地利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发展个体心理学。他自己写作，或与人合著了大量的著作，帮助父母和老师们了解阿德勒的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以改善他们在家里和学校里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我的正面管教，从哲学上根源于阿德勒，而方法上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雷克斯。只不过德雷克斯更多地关注不应该做什么，而我则更多地开发了可以做什么。”
她说，阿德勒最特殊的一点是，就是以尊重和尊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基于奖励/惩罚机制的方法，都不是以尊重和尊严对待孩子，这是底线。不仅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如此，夫妻之间也应如此，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应该如此。
“有人问，如果只能选择一样东西，你选择什么？有人说爱。但对我来说，是尊重。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爱我，但他不尊重我，这不是我要的爱。”
“爱一个人，必须爱到足以尊重他，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的，是无条件的，不评判的，不伤害的，是鼓励的，是支持的。如果有人说爱我，但没有以上这些元素，我不稀罕。”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时代，有很多书在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的父母，你觉得我们是否正在失去为人父母的本能？你对“好母亲”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简·尼尔森：我想，很多很多年以前，为人父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父母。我们应该打屁股，还是不应该打？据我所知，中国传统文化里认为激励孩子最好的方法是惩罚他们。在美国也曾经是这样的。
我有7个孩子，前面4个孩子我听专家的，但并不成功。我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的母亲本能是，一哭就喂他，但医生说必须4个小时喂一次。我会作弊，3个小时喂一次，但那时候他已经哭得太累，喝一会儿就饿着肚子睡着了。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叫《母乳喂养的女性艺术》，鼓励母亲相信自己的本能，即使他们10分钟要喂一次，这不是娇纵，而是追随婴儿的生命节奏，他们睡得更久。
有一个纪录片叫《婴儿》，跟踪记录不同文化里养育孩子的母亲。非洲的母亲，没有什么压力，没有物质主义，也没有世俗成功的压力，她们对自己的孩子不干涉过多，而她们的孩子很自然地长大，自然地掌握生活的能力。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只有小棍子可以拿来玩耍，却比旧金山玩具满屋的孩子快乐得多。
非洲的那些孩子从小就要为家庭、为部落做出贡献，通过这种贡献，学习到很多技能，他们长大以后很自信，很有能力，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怎么为部落做贡献，但他们的人生并没有什么机会。
在美国、中国，孩子们从小娇生惯养，每个人都在为他们做太多的事情，他们被给予太多的爱，却没有给予很多做贡献的机会。他们能感觉到爱，有归属感，却没有养成应对生活的技能。他们的人生有很多机会，却没有准备好。
《虎妈猫爸》剧照
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确在渐渐失去为人父母的本能，所以我们才需要重新学习，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更好的父亲，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成长。
三联生活周刊：我能理解，你的“正面管教”就是一系列的工具吗？
简·尼尔森：正面管教提供的的确是工具，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控制/改变孩子的工具，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但如果你把这些工具放到你的心里，结合你自己的智慧，信任你的本能，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工具，我希望这些工具将会带你回归本能，否则只是更多的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三联生活周刊：能举个例子吗？怎么才算是“回到你自己的心、智慧和本能”？
简·尼尔森：比如“提问vs告诉”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工具——问孩子该怎么做，比直接告诉/命令孩子怎么做，更有效果。
提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一种提问方式叫“对话性提问”，你坐下来，与孩子展开真正的对话。
这些问题会邀请孩子思考，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能力，愿意合作。这是从孩子身上汲取力量（drawing out）。
但大部分的父母所做的，通常就是告诉孩子——“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你应该感觉到的，这是你应该做的……”这是灌输、填塞（stuff in）。
这样的结果是，孩子没有学会思考，没有学会解决问题，没有感觉到尊重，更不会觉得自己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有人说，这个工具没有用，我提了问题，但孩子的行为并没有改变。我的猜测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关心孩子在想什么、有什么感受，所以他的问题并不真诚，而孩子很容易就能觉察出来。但如果你真的尊重孩子，关心他们的感受，在矫正之前先与他建立连接，他们的行为通常会发生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我之前还了解过一些“平和育儿法”“自内而外教养法”“如何说孩子才会听”，还有蒙氏教育，你们谈论的似乎都是同样的事情，关于如何平衡爱与纪律，如何做到平和而不急躁。“正面管教”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简·尼尔森：蒙台梭利主要关注学校课程，我们则是针对行为的管教方法，侧重点不同，但我们有相同的哲学基础——给予孩子尊重和尊严。
管教的概念，一般人以为是惩罚的意思，但管教（discipline）拉丁语词根是“discipulus”或者“disciplini”，意思是“真理和原则的追随者”或者“受尊敬的领导人”。一个孩子要成为真理和原则的追随者，他的动力必须来自内在的自我控制，而无论惩罚还是奖励，都是外在的控制。
关于人的行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一种是行为主义，强调的是外因，针对的是行为本身，利用惩罚与奖励机制——你表现得好，就得到奖励，表现不好，就遭到惩罚。我一再地说，惩罚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短期内通常很有效，但长期而言弊大于利。
我们所信奉的哲学，是要看到行为背后的信念，看到孩子对于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基本需求。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一个人生而为人最首要的目标，对孩子尤其如此。一个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时时刻刻在做决定，并形成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对应该做什么才能求存或成长的信念——我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对于这件事情我是胜任的还是不胜任的？
一个孩子在奖惩机制下成长，他会表现良好，但只是为了得到奖励或者避免惩罚。一旦没有奖励或者奖励不重要了，也就没有动机了。一个孩子在正面管教的机制下成长，他会主动参与生活，并由此发展出关于自己各种能力的信念，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建立起自我控制的基石，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情，哪怕没有人在看。
《小舍得》剧照
作为父母，我们能为孩子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教会他们学会自我评价，而不是依赖于别人的观点。
在与史蒂芬·格伦合著的一本书中，他们明确提出了一个有能力的人所必需的“七项重要的感知力和技能”：
1．对个人能力的感知力——“我能行。”
2．对自己在重要关系中的价值的感知力——“我的贡献有价值，大家确实需要我。”
3．对自己在生活中的力量或影响的感知力——“我能够影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4．内省能力强：有能力理解个人的情绪，并能利用这种理解做到自律以及自我控制。
5．很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善于与他人合作，并在沟通、协作、协商、分享、共情和倾听的基础上建立友谊。
6．整体把握能力强：以有责任感、适应力、灵活性和正直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以及行为后果。
7．判断能力强：运用智慧，根据适宜的价值观来评估局面。（摘自《正面管教》）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听一位沮丧的父亲这样抱怨，这世上根本没有自尊这回事，一切都是他尊。孩子越长大，越会意识到，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取决于别人，而不是自己。
简·尼尔森：在美国，所谓“大自尊运动”确实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大家都希望孩子获得自尊，通过表扬他们，说“你真了不起，我真为你骄傲”，但这并不真正引向自尊，而是如你所说的“他尊”——只有当别人告诉我我是好的，我才是好的。
我和我的同事把自尊分为两种，健康的自尊和不健康的自尊，前者依赖自己，后者依赖他人。几年前，斯坦福大学关于僵固式思维模式/成长式思维模式的研究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真正的自尊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从应对失望、解决问题以及由错误中学习的大量机会中获得的自信和能力感中培养出来的。
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徳韦克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人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僵固式思维模式，一种是成长式思维模式。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还是他人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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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固式思维模式的人认为，人的能力是天生的，成功的标准是是否能完美完成任务，他们害怕犯错，对他人和世界采取防御的态度。而成长式思维模式的人相信智力等的能力是能通过后天的努力而提升的，他们注重过程甚于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将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对于世界是一种探索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当我读你的书，我回想自己的童年，也曾经被惩罚过、被打骂过，但我长大以后还可以。
简·尼尔森：无论一个人的童年如何，我们大部分人长大以后都还可以。但是，当我们被惩罚、被羞辱，被批评，灵魂里多少会留下一些损伤，我们只是从那些伤害中幸存下来，但如果我们不用去应对那些一次次被告知自己不够好的过去，不是更好吗？
我们成年人有一个很荒唐的成见，孩子得吃点苦头才能学好。惩罚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但正面管教的观点是，孩子在感觉良好的时候，会做得更好。我说的“感觉好”，不是说给他们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感觉很好，而是说，当他们感觉自己有能力、被尊重、有连接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句话——“我们究竟从哪里得到这么一个荒诞的概念，认定若想要让孩子做得更好，就得先让他感觉更糟糕？”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在感觉不好的时候学得很多。
简·尼尔森：我们都一样——“我永远都不够好，永远都需要证明自己，我并非真正有能力，必须有人伤害我、打击我、惩罚我，才会激励我做得更好。”
惩罚是有用的，但它也有代价——它会一点点瓦解你的自尊，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也从“感觉不好”中学到很多。从小到大，我也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也许我读了大学，就会自我感觉好一点。于是，我去读了大学，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也许我拿一个硕士就会感觉好一点，于是我去读了硕士，我学了更多，但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又去读博士，我又学到了很多，也帮助了很多人，但我仍然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永远都害怕犯错误，因为犯错意味着你是不好的。
我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让一个孩子明白，学习是为了学习的快乐本身，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正面管教的核心，其实就是鼓励。惩罚很简单，它发自本能，快速有效，但鼓励却需要学习，需要耐心，需要爱。有研究表明，鼓励其实可以改变大脑的化学物质和大脑的行为。当你对孩子说话不尊重的时候，孩子的身体就会有一些紧张颤抖。传递到大脑的信号是放弃。当我们尊重地对孩子说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有反应，身体反应不同传递给大脑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搜寻答案的问询，是关于自己能力的邀请，那是非常具有鼓励性的，也能够赢得孩子的合作。
《以家人之名》剧照
我不是说孩子不可以有挣扎。要允许孩子挣扎，但不要增加他的痛苦或折磨。不要说，“这次你学到教训了，下回你就乖了”，而是说，“真抱歉，我相信你。”
简·尼尔森：这是正面管教要做的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方法都是用来帮助儿童建立真正的自我概念。这是为什么我们让他们创造自己的日程表，参与家庭会议，让他们自己选择最好的方案。
德雷克斯常常说，不要替孩子做任何他自己能做的事情。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们替孩子做得太多，就剥夺了他们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发展出对自己能力的信念的机会。他反而会认为自己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们“理应”享受特别的服侍。
孩子3岁以后，如果父母还在为孩子穿衣服，就是在剥夺孩子发展责任感、自立和自信意识的机会。孩子就不大可能培养出对自我能力的信心。相反，他们会觉得，只有当别人替他们做事的时候才会有归属感。没有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孩子在学校里就不大可能学得好，也不大可能培养出成功人生所需的技能。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自我概念真的能让他们抵御外界的评价吗？
简·尼尔森：我不认为我们真的能彻底超脱外界的评价和看法。这就是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说的，我们天生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看着别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很容易就发展这样的信念——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够好，当面对别人的指责批评时，这种自卑感就会变得更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有一本书，谈抑郁症的全球化，说全世界人民都疯得越来越像美国人了。全世界的育儿模式似乎也在变得越来越美国化，你觉得有问题吗？
简·尼尔森：我看到更多的是相似性。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都希望他们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我希望我的方法没有制造焦虑。我听说中国青少年的自杀率很高。美国也一样。因为焦虑，焦虑做得不够好，焦虑成功，焦虑别人的看法。这是我们希望减少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生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犹豫，这个世界这么糟糕，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孩子来这个世界？你有7个孩子？什么给你信心？
简·尼尔森：记住我有多老了。那时候世界还没那么糟糕。下周就80岁了。今天我会更担心。我为我的孙子担心。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母亲吗？
简·尼尔森：不，我仍然犯很多错误。现在我是祖母了，但我仍然犯祖母的错误。你永远不会是完美的，也不应该完美。我不认为正面管教能让任何人成为完美的父母，也不会让任何孩子成为完美的孩子。爱与规则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你永远都在那条线的边缘行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需要运用为人父母的本能去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