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版计划生育

印度地处热带地区，水热条件优越，人口在广袤的平原上繁殖生息，到独立时已接近一个前当代社会的承载极限。而当时印度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国内遍地文盲，良种化肥尚未普及，化石能源储量又非常少。

基于这样的国情，当时的印度知识界普遍认为，人口继续增长会加剧农村人地矛盾和城市失业问题。公立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压力都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上升，人口增殖也会导致本将用于投资的钱分流给消费。总之，人口无序发展将影响印度现代化的速度，甚至为印度带来灾难。

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印度便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FPA）。1952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全国推行，成为第一个开展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印度人口尚未经历井喷式增长，所以政策也相对温和，侧重点在于通过节育提高母婴健康与福祉。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营养水平和医疗水平逐渐改善，印度人均寿命有了较大提升，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明显滞后。这就导致印度人口从1960年的4.5亿，膨胀至1970年的5.5亿，此时印度的生育率依旧高达5.49（即平均每位孕龄妇女生五个半孩子）。

60年代是印度人口增长最快的年代，之前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毫无效果，更多人口需要更多粮食，印度面临巨大的粮食安全压力。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德里、孟买，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印度的城市病开始出现，人口问题紧迫了起来。

计划生育是一个听起来就很有计划经济味道的词汇，当时印度效法苏联，推行的正是计划经济。既然如此复杂的社会经济都可以通过计划指令来调控，生孩子这种“相对简单”的问题，自然也可以通过计划来管理。

生育计划成为了印度五年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69-1974年的印度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生育的地位变得更加突出，手段也更强硬。印度计划通过扩大常规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1800万新生儿，甚至给绝育、子宫节育环定了指标。

印度五五计划中的计划生育部分更加激进，甚至为后世留下了英迪拉·甘地政府推行大规模绝育的印象。这成为其1977年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1977年以后，后继政府的计划生育方针，从压制多生转向了奖励少生，并规定男性21岁，女性18岁的适婚年龄，重点在农村推广二孩家庭，宣传节育措施。

也许是因为胡萝卜加大棒的计划生育政策行之有效，也许是因为印度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印度的生育率到了1990年下降至4.04，到2000年进一步下降至3.31。

近年来，印度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今年数据出炉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印度的平均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

与此同时，几个关键指标上升了。根据全国调查，使用避孕药具的比例从54%上升到67%，避孕药具紧缺的比例有所下降。早婚的现象虽然尚未杜绝，却已经得到改善。新生儿的性别比也从100:91.9提升到了100:92.9，逐渐趋于平衡。

生育率降了“但没同时降”

印度是一个大国，存在城乡差异、南北差异、地区差异。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差异被快速拉大。这就导致在生育的态度上，城乡差异很大，印度城市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生育率仅有1.6。

南北印度自古以来便存在差异。在古代，以恒河平原为主体的印度北方，依靠平坦肥沃的土地与河流在交通、灌溉方面的便利，发展成印度最富庶、人口最密集的核心地区。印度南方则依靠高原、丛林的保护偏安一隅。进入近代以来，印度南方人依靠外贸积累财富，反而取得了更快的发展速度，反超了北方。

如今，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人口上。昔日富庶的恒河平原经过长期人口增长，农业已经呈现出过密化趋势，平均下来当地人反而更贫穷。如今比哈尔邦生育率依旧为3，北方邦为2.4，恰尔肯德邦为2.3。

除了恒河平原，东北部地形崎岖、靠近边境、相对贫穷的地区，同样存在生育率较高的邦，比如梅加拉亚邦生育率为2.9，曼尼普尔邦为2.2。

相比恒河流域仍然生育强劲的各邦，其他各邦（尤其南方）的生育率已呈疲软之势，其中：

中央邦和、贾斯坦邦——2

哈里亚纳邦、阿萨姆邦、古吉拉特邦、北阿肯德邦和米佐拉姆邦——1.9

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特伦甘纳邦、恰蒂斯格尔邦和奥里萨邦——1.8

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喜马偕尔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1.7

西孟加拉邦——1.6

2017年印度最后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计划生育却依旧存在。从这一时期印度各大政治人物的讲话来看，他们依旧对印度“人口爆炸”感到忧心忡忡。所以虽然生育率下降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也消失了，但是计划生育还得搞。

如今，印度计划生育的目标是，通过改善医疗设施、获得避孕药具和性教育科普，到把人口高增长地区的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

北方邦和阿萨姆邦的人民党领导人正式提出立法，用禁止有两个以上孩子的人从事公职等方式，对爱生孩子的人重拳出击。其他州的领导人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萨姆邦的生育率其实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

生育圣战的争论

对于铁腕计划生育，国内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往往与种种阴谋论相纠缠，给印度教徒留下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感觉。

穆斯林从中亚入侵印度，带来了屠杀和文化入侵。印巴分治时，两个族群互相屠杀的记忆依旧没有淡去，如今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又是印度最大的对手。这些事实经过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挑唆，让宗教问题变得极端敏感。

1951年至2011年间，穆斯林人口占比增长了4.4%，达到了总人口的14.2%。而印度教徒占比则下降了4.3%至79.8%。这样的变化经过渲染，变成了传说中的子宫圣战，引起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高度警惕。

其实，如果按照年份拆分上述数据，就会发现穆斯林人口的上升速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1951年至1961年间，穆斯林人口增长了32.7%，比印度教徒21.6%的增长率高出11个百分点。如今这个差距有所缩小，2001年到2011年，穆斯林增长24.7%，而印度教徒增长17.7%，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减为7个百分点。

这背后固然有文化差异的因素在。但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比如教育。受教育会从客观上延缓女性的生育年龄，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也会更倾向于少生优生，而印度穆斯林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都低于印度教徒。

如果比较不同地区、不同社群的生育率，教育的影响力会更加明显。喀拉拉邦识字率很高，这里穆斯林的生育率就远低于识字率较低的北方邦或比哈尔邦的印度教徒。随着穆斯林受教育程度提高，他们的家庭规模将越来越小，也将出现晚婚晚育的趋势。

再比如说，目前印度公职人员中，印度教徒占比远高于穆斯林，而计划生育政策对公职人员的约束力度显然更大。

所以，与其担心因文化改变而“亡天下”的问题，不如担心如何提高人口素质，让人口负担变为人口红利